保尔森希望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成果

　　近日，记者对美国财长保尔森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进行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部分内容：

　　记者：您所倡导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下简称“SED”)是如何构想的？SED的背景是什么？

　　保尔森：美中关系是多样化的，这对美中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美中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两国的关系是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我也注意到，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有上升的趋势，在美国有，在中国也有，坦率地说，在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

　　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些人开始质疑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是否在贸易国家之间得到分享，是否在国家内部人民之间得到分享。其结果是在美国部分人士在谈到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开始怀疑中国的意图。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布什总统决定采用SED的方式，来管理两国长期的经济关系，SED就是一个载体与手段，以此来管理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在美中关系紧张时能保证平稳度过。

　　记者：SED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您的希望又是什么呢？

　　保尔森：SED不是一个会议，而是一个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希望战略性地管理两国的经济关系。这个框架将给美中双方各自的政府以一个声音与对方进行对话的机会。

　　SED框架还允许我们在更大的经济背景下优先排序两国关系的重点问题，不仅提供了优化双边机制的契机，也为我们指出战略方向，为解决美中双方的顾虑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虽然我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长期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原则和重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必要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这对双方信心的树立都有帮助。

　　记者：SED对美中双方面的短、中期意义是什么？它对全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保尔森：我认为SED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来自于美国和中国。中国经济的继续成功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中国在全球的所有贸易与经济伙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是继续实行后世贸组织的改革。美中双方都认为世贸组织的改革是最基本的。我们欢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美国以及所有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有好处。

　　记者：美国政府内部，包括布什总统与主要官员如何看待美中SED？

　　保尔森：布什总统十分关心这个对话，我和总统定期讨论该问题，其他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项工作。SED不是取代双边或者是多边的关系，也不是取代世贸组织以及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而是作为一个两国管理双边经济关系的框架。对美国来说，由于我们的观点非常广泛，可以帮助我们优化重点，同时，也给我一个机会听取我所有内阁同事的观点，以确保我们协调一致。

　　记者：第二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重点是什么？

　　保尔森：对话的重点在于一些基本的、长期的、结构性的改革。我想避免短期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一些“路标”，以显示我们不仅仅是在会谈，我们是在向前推进。

　　记者：在对话框架下的议题中，您希望取得什么样的富有成效的成果？

　　保尔森：我们希望在以下几个领域方面取得进展：

　　(1)在不进一步扩大贸易不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扩大中国的内需，增强人民币的灵活性。为什么在美国那么看重货币的灵活性？这是因为汇率的市场化是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指标和标志。资深的观察家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受很多因素影响所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结构性的不平衡。但是，货币也肯定是要考虑在内的，并且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应进一步开放市场，应该欢迎竞争与投资。我们的重点是服务业。双方还需要加强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合作。

　　(2)在非金融服务业，我们具体讨论美中互为开放航空服务协议，给予双方进入各自市场的渠道，包括航空货运和个人旅行，以及相关事宜，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促进旅游发展协议。这有助于两国人民到对方国家旅游，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3)关于能源和环保合作。倡导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与环境质量，这对美中两国都十分重要。我们讨论的是清洁煤炭、非法砍伐、气候变化、增加环保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我们将在一系列事务上进行合作，降低与环保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能源效率，共享技术，均衡发展经济。我们讨论的是：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实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4)关于加强社会保障。这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美中双方谈判中要求中国做的事情。我向美国公众与国会解释，中国存在预防风险的很高的储蓄率。因此，如果储蓄率下降，以出口驱动的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很大，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从长远来讲，逐步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关键所在，是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国政府推进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采取了措施，在美国方面看来，将会被视为是改善的标志，人们就会得到一些安慰，从而使得美中的贸易逐渐变成均衡的贸易关系。

　　(5)关于创新。主要是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在这方面中国也在做工作，中国副总理吴仪宣布了236项措施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认为都很重要。

　　记者：在金融与非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能源与环保合作、创新与保护知识产权、经济与贸易的不平衡等问题上，您预期双方最可能在哪些领域的哪些议题上达成共识？

　　保尔森：我希望在提到的所有方面与领域，在原则与战略方向上美中双方都能形成共识。我们目前讨论的是要取得什么样的标志性成果，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使人看到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非常有必要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并多次强调需要设定一个时间表。您心中是否有一个中期令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时间表？

　　保尔森：我个人是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的。但人民币要在短期内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我们进行一下比较，将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外汇储备额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从2005年7月汇率改革迄今为止的这些数据，中国在汇率的改革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

　　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快汇率改革的速度对中国向市场转化是有帮助的，如果一国的货币没有反映本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要建立市场驱动的机构或市场驱动的银行将是非常困难的。从中期来看，加快中国的汇率改革，对中国与世界的好处是，中国的汇率问题将不再是一个话题，因为汇率是由市场驱动的。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是会有所行动，但不会以直接满足外部要求的方式，也不会按照别人的时间表。您如何看待时间表的问题？

　　保尔森：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不应该按照别人的要求制定时间表。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就需要更进一步加快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国的经济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与世界融合程度很大，另一方面在货币与资本市场方面没有与世界接轨，是反常的也是人为的。改革的时间表应该是由中国自己来制定。整个世界对中国都非常关注，不仅仅是美国关注。虽然时间表是由中国自己确定的，但是中国会感受到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因为其他的贸易伙伴都会施加压力。

　　记者：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的“门槛问题”是什么？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大？

　　保尔森：我们定义对话取得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从长期管理双方关系的能力是否加强了。

　　首先是确定对话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在这点上做到了，将双方关心的议题进行优先排序，并就这些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衡量我们各自的进展。一个国家等得越久，就越困难，因为会形成利益集团，试图保护他们的集团利益。应该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的参与者；采用清洁能源技术，虽然这些领域很难进行衡量，但是这都已经涵盖在我们目前的对话中。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对话，SED将这些对话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双方将以更有效的声音代表各自政府进行对话。

　　记者：如果美中双方在第二次对话中未能达成美方的预期成果，您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保尔森：如果我们的对话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将会成为下届总统大选期间某些人的借口，人们会认为对话是无效的，而是需要更加严厉的立法，并要让“中国问题”成为大选的一个议题。

　　果真如此，那将是美国的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与贸易伙伴，所以取得进展对我们来讲是双赢的。

　　记者：假设在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出现，是否可能出现破坏性的结果？中美关系将向何方发展？

　　保尔森：我不希望“中国问题”成为总统竞选中的议题，中国也不需要成为一个议题。我们双方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和行动来证明我们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在SED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记者：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制造商对美国国内形成了什么样的竞争压力？面对中国的贸易竞争是否促进公司重组？公司是否更加有效率？

　　保尔森：关于你所提到的关于中国制造商给美国形成的竞争压力问题，我并不担心，我坚信我们会从竞争中受益。

　　我个人认为，每一种产品的进口，都对我们有利。我相信竞争，我相信自由选择，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担心。我所担心的是这种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美国开放了市场，而中国却没有开放。

　　所以，我反对设置壁垒。这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但在美国有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观点。所以我说关键是要开放中国市场，最终中国人民也将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