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新战略，新对话

　　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美国正主动地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接近

　　今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35年前是不同的，现在两国的共同点更多，在经济领域，中美双方能达成不少重要的共识

　　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曾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到了今天，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一说，已经得到了美国朝野的认可。而这正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得以确立的大背景。

　　去年12月，在第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秘书长王建撰文，曾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美国推动中美关系升温，是出于短期考虑还是长期考虑？中美接近属短期性质还是战略性接近？

　　对这两个问题，王建给出的回答都是后者。也就是说，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美国正主动地对中国进行战略性接近。

　　跨越35年的两次界定

　　35年前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分水岭。

　　本月2日，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利益攸关者”概念的提出者佐利克系统地回顾了美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历史。他指出，目前美中两国的利益密不可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应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和美国携手建立起一个更好的世界。

　　实际上，除了谈及35年前的《上海公报》，佐利克还特别提到了1972年那一年的35年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当时美国尚置身于欧亚大陆的战争之外，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也成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

　　佐利克说，1937年的时候很难会有人预测到35年后会有《上海公报》，而在《上海公报》发表35年后，如何预测今后的中美关系也将是很困难的，“但我们需要努力来创造一种既是利益攸关者、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关系”。

　　经历了两个35年的跨越之后，“利益攸关者”、“建设性合作者”这样的新角色名词，正在定义着中美关系上新的战略性接近。

　　“《上海公报》的一个基本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公报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战略框架来指导双边关系的发展。1972年的战略框架在我们关系方面界定了我们一致反对什么。但在2007年，我们的关系应当用我们所一致赞成的来界定。”佐利克说。

　　对话意在强化互信

　　佐利克在报告中还说，《上海公报》中仅有短短的两句话描绘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那是因为在35年前，几乎没有人想到中美经济关系到今天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两国的经贸联系会如此之强。

　　而在中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看来，与35年前不同的是，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美之间良好整体关系的基础。他说，今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35年前是不同的，现在两国的共同点更多，在经济领域，中美双方能达成不少重要的共识。

　　“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是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为中美经贸关系增添新的活力，使得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良好的中美整体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倡导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根本原因。”这位财政部官员说。

　　根据中美两国元首就战略经济对话确定的原则，以及两位元首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达成的共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就事关两国经济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讨论，同时适度兼顾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而这一定位决定了战略经济对话意在通过宏观政策的交流来加深双方的理解，强化双方的互信。

　　双边对话更显灵活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聚焦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其大背景实际上是当今全球的贸易失衡。而当今国际上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全球贸易失衡需要通过“软着陆”的方式来解决。以美元短时间内大幅贬值或美国经济硬着陆为代价的全球失衡调整，将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目前在全球失衡调整的磋商、协调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传统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而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G7)。

　　G7会议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举行的首脑会议，开始于1975年。多年的运行已让G7会议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工业国的首脑会议，多项国际行动计划均在这一框架内达成，比如在政治领域，上世纪末G7就发动科索沃战争以及相关战争费用分摊达成了一致；在经济领域，著名的广场协议以及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救助也是G7的合作成果。

　　2002年6月，俄罗斯被G7接纳。G7的很多会议，包括首脑会议，从此就有了俄罗斯元首的身影，故有时也被称为G8。中国目前虽多次受邀参加G8的一些外围会议，但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成为这一国际磋商机制的正式成员。

　　“类似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框架，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在中国尚未加入G7的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G7的替代品。”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梅新育还称，中美双边的战略对话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加入G7、经合组织替代方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双边对话的灵活性。“无论是WTO、G7还是经合组织，目前来看都属于机制化的经济组织。它们的一些多边磋商规则有‘国际规则’的意味，但有些规则可能并不适合目前的中国经济。而双边对话的讨论机制则要相对灵活。”梅新育说。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