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中美经济对话可平息全球化阵痛

　　在美国总统布什的任期还剩下一年多的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未来，目前也成了人们的关注点之一。此外，美国国内各州、各阶层对中美经贸关系达到了何种程度的共识，其实也影响着这一对话机制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副教授。

　　《第一财经日报》：就目前情况看，美国国内并未就全球化过程中，美中两国应如何处理彼此关系达成共识？

　　王义桅：实际上，美国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决定了它内部各个州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以前，美国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美国化，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经济全球化了，而它自己的决策很难影响自己的经济，它的经济主权反倒已经被全球化了。

　　难以调控自己的经济，这是美国人感觉到非常忧虑的。现在美国的发展动力不仅来自美国经济本身，甚至来自“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崛起。所以，美国中部、南部的一些州，也就是美国一些传统工业的所在地，肯定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产品冲击。美国现在“怪罪”中国，只是把中国当作其全球化痛楚的“替罪羊”而已。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似乎是得益方，因为中国处在浪尖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给中国机会阐述自己的理念，又让美国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大家才能认清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增强两国之间沟通的方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应用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中？

　　王义桅：我建议中日之间也应该建立类似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或者中美日三国进行三边的战略对话，因为中日之间其实是有共同战略利益的。

　　中日是全球最大的美元资产持有者，日本有6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有4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日本的外汇储备长期以来是第一位的，而现在中国超过了日本。中国和日本如果联手起来，那么将会获得更多与美国谈判的砝码，实际上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一直希望加强与日本的关系，通过军事同盟等来拉近与日本的距离。

　　目前，中日关系在温家宝总理访日后正处在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从长远角度看，我们应该可以借鉴中美对话的模式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利用战略经济对话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经济问题的方式，在布什政府之后会不会得到延续？

　　王义桅：应该说美国不管谁上台，这一机制都需要延续。但是人可能换掉，比如保尔森可能会离任。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中美之间有个高层对话机制，由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之间举行副部长级对话，但这个机制的作用没有目前的对话机制突出。

　　并不是民主党总统上台，或者来自共和党的另外一位总统上台，中美目前的对话机制就失灵了，而是要看对话的级别和商谈后的效果。

　　战略经济对话是谋求以对话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制裁和诉讼等其他方式。所以，布什的继任者上台后，在中美经贸关系上最大的问题是怎样使用这个机制，使它发挥最大作用。

　　不过，现在有观点认为，民主党总统上台后，可能会对战略经济对话不太热心。民主党一般来说代表美国的“草根阶层”，也就是代表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分子”。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