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军队的形象：1949年开始的军装演变史

　　1954年8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Vlasta》报用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女军人的照片，这位女军人是随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访问捷克的合唱队员田宏生。她记得这张照片是头一天偶然被一个捷克记者拍到的。那是在布拉格伏契克文化公园内，到访的歌舞团团员们正在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联欢。田宏生在那里还遇到了伏契克的遗孀、捷中友协主席伏契克娃，并和她照了相。那天并不太冷。田宏生说，合唱团和舞蹈团的姑娘们都穿着建国后解放军第一套“五○式”夏常服和裙子。当她走到一个坡上时，一个捷克记者在一群姑娘中拉住了她，非要让她迎着正要落下的夕阳拍一张照片。“他照得很慢，夕阳照得我睁不开眼睛。可是部队有纪律，又涉及两国的友好关系”，田宏生说，她终于很配合地照完了照片。按照歌舞团的规定，田宏生当时的开领军装左胸上分别挂着解放战争纪念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演出结束后，很多捷克观众举着印有她穿着军服的那张报纸封面纷纷来到后台，要亲眼看一看这位漂亮的中国女兵。摄影记者找到歌舞团一位姓马的俄文翻译，让他写下了田宏生的中文名字和歌舞团名称。8月1日，这张封面就出现在布拉格大街很多商店的橱窗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就这样通过一个女兵的军装照留在了布拉格市民的印象中。

　　后来成为田宏生丈夫、当时同往捷克的合唱队队员梅门造记得，当时捷克方面给来访的歌舞团所有成员发了一张报纸作为留念，这张报纸虽然已经有些发黄发脆，但是他们至今还珍藏着。“五○式”军服的一个亮点便是女军人的夏服和冬服。中腰的连衣裙，列宁服和小翻领，很长一段时间里，“五○式”军服的女夏装成了当时中国女性中流行的服装样式。其实那时候中国军人摆脱“土八路”形象不过才数年时间。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刘岩将军告诉记者，1948年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加入解放军华野部队，穿上的第一身军服就是华野的黄绿军装。当时华野部队军装上装虽是洋布制作，裤子却依然是根据地产的土布。1948年12月，中央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将军服颜色确定为黄绿，材料为棉平布。标志符号从臂章改为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黑字白底红边的布胸章，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后来被称为“解放帽”)，帽子上佩戴“八一”红五星金属帽徽。从1927年南昌起义时用红领巾区别敌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21年来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服装样式。

　　土布，黄军装。军服布料虽然大多数时间有什么用什么，但从红军时代开始，简单醒目的五角星和红色已经成为红色军队的象征。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副所长杨廷欣说，这个源流其实来自苏联红军。1929年3月红四方面军攻下福建长汀后，通过仿照苏联红军军装(中山装式，下有两个口袋)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大规模赶制了4000套红军“制式”军装。当时毛泽东说，领口上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则诗意地阐述军服的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大地。抗战时期红军改换了国民党军队的灰色军服，但许多人都把红五星和八角帽珍藏起来。杨廷欣说，这支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共产党军队最核心的标识和形象就是左臂上佩戴的长方形“八路”和“新四军”、“N4A”臂章。它是抗战年代失去红星和红色之后，共产党军队的最显著标志。

　　从灰蓝色红军服、灰色国民党军队军服到黄绿色解放军军服，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虽然解释了军服长期受物质和政治条件限制仍乐观地认为当时军服上土气的黄绿元素“寓意着我们是黄河的子孙，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则是生命常青的象征”。很少有人意识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军服所代表的军队形象和北方随处可见的槐树花有多大关系。杨廷欣说，从红军、八路军时代开始，部队主要就靠缴获的土布缝制军服，用槐树花土法染军服早已广泛流行。只是这样印染的军装，洗涤几次后便褪色斑驳。一位刘邓大军的老战士回忆，南下时二野和四野时常交叉作战，他对来自富饶东北根据地的四野部队清一色洋布军装印象深刻。“他们的军服都是洋布，织染都比较正规，军容整齐划一。我们是刘邓大军，长期在条件艰苦的大别山区，缴获到什么土布就用，印染也是土法上马。就一身军服，脏了晚上洗还要白天穿，衣服的黄绿色早就褪色发浅。遇到四野部队，两边对比真的非常鲜明，让我们很是羡慕。”

　　这就是1948～1949年解放军的形象定格之一，不只是今天对历史不太了解的人们会对这支军队的身份发生怀疑。刘岩回忆说，一次他前往贺龙的晋绥部队防区，由于和友军服装不同，几乎造成误伤。“我们的军服除了帽子没有青天白日帽徽，样式外观上和国民党军队服装一模一样。晋冀鲁豫部队穿的是黄绿色军装，晋绥部队是灰军装，因为阎锡山的部队穿的也是黄军装，所以晋绥部队的哨兵差点对我们射击。”

　　另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没有刘岩这么幸运。抗战初期平型关一战闻名全国的林彪由于身穿缴获的日本黄色军大衣，曾经被国民党军误伤，这伤势对他一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过刘岩说，继续穿缴获军服的现象直到解放战争后期依然普遍存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获得了傅作义部在北平的大批军服。刘岩所在的华北部队一部在1950年全军首次统一军服制式之前，又穿了一年国民党军服。“傅作义部队的衣服和我们的差不多，就是上衣相对较短，料子是细布织成。”这段历史今天几乎鲜有人提及。尤其是接踵而来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从原来的单一军种发展为陆、海、空三大军种。在总后勤部组织专人对军服制式进行研究设计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审定，1950年1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实行配发新的“五○式”军服。

　　如果穿的不是“五○式”而是解放区的土布军装前往欧洲，田宏生会是一个什么形象，解放军会留给友军和友邦什么样的形象？中央军委不会忽视一套好军服对于一个日趋正规化军队的士气带来影响。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最佳的制服就是那些穿着像军人的制服。既然红色和金色，黄铜和皮革制品披在现役军人的身上，这些用品不管昂贵与否，就很明显会产生一种健康的庄严感。这部分是为了使穿着者具有一种军人的职业感，部分是为了通过这种虚荣的崇高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伍去当兵。”这也许是一套漂亮军服在和平年代的作用之一。

　　或许是受到父兄都是军人的影响，总后勤部指挥学院研究室副主任徐平说，他从一名地方入伍大学生到一名军人，父亲给他的漂亮的“五五式”斜纹布军装和“六五式”国防绿军装是吸引他当兵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徐平说，少年时代如果谁能有一套真的制式军装是非常受人羡慕的。在号召“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年代，人们普遍信赖和热爱军人，参军或拥有一种军人制服成为青年人的时尚。从巴顿将军的传记中可以发现对于制服的钟爱绝不仅仅是“虚荣”二字可以概括。他曾说：“军官以榜样和声音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必须在勇气、行为和服饰方面显得卓越。”为什么巴顿会认为“一件别致的用品”就会维持士兵的士气？或者可以想想一个战场上的解放战士对于一顶红五星军帽的心理依赖。巴顿自己在1943年北非战役期间的日记中说，他并不是如他表面上那样勇敢，却常常需要依赖制服的作用才能鼓足勇气。“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觉得有信心，但必须时时显露信心。”

　　徐平谈到，从1964年到1984年，解放军已经20年没有举行阅兵庆典。“我们虽然没有认为即将退伍的‘六五式’不好，但是新军服在阅兵式上的效果的确令全军乃至全国为之一振。”

　　不是所有人对军队的向往都来自军服。从大上海前往张家口参军的上海女青年、后来的手风琴演奏家王碧云不认为当年军服对于她的吸引力超过对革命的感召。“那时候我们看到解放军进入上海，那种激动超过了对一切困难的恐惧，军装好看不好看谁在乎？”她看到的自然是经过激战后进入大上海的华东野战军将士被烟火熏燎后的黄棉军服。不过她怎么能不流露出一生中最美好回忆之一的那次经历？与田宏生、梅门造一样，1954年7月3日，王碧云和梅门造、田宏生等总政歌舞团成员共250人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名义，访问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等国。23岁的王碧云当时是一名手风琴演奏员。她说，那次出国时间特别长，从夏天持续到1954年冬。为了这次出访，专门设计了演出服。每人，两套全毛凡尔丁、华达呢的料子。从单衣、裙子、外衣一直到大衣，满满装了一大箱。女团员上衣是绿色列宁装，深蓝色一步裙，配上高筒马靴。每个人还做了一件带有金色双排铜扣、高收腰、大翻领的墨绿色列宁式军大衣，配有可摘取的皮衬里和皮领。每到一个国家，歌舞团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王碧云说，那时候他们的军服和东欧的友军军服相比也毫不逊色。我特意为她找到一张当年解放军歌舞团在波兰火车站与波兰军民联欢的照片。虽然不是原版，但她很快找到照片中戴着无檐女军帽、军大衣，正和波兰军人跳舞的自己。她给我看她在罗马尼亚黑海海军舰艇甲板上和罗海军官兵联欢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夏常服，正是田宏生在《Vlasta》报上的形象。她还给我看第二次出访罗马尼亚时她穿着“六五式”军装、拉着手风琴的照片。虽然这身军服没有了“五○式”那种漂亮的外形，但她说，自己从没觉得那身朴素的国防绿有多么难看。

　　王碧云至今保存着她几乎所有的军服。那些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军服军帽，甚至离休后在老战士合唱团订制的演出军礼服都一一在列。她说最遗憾的是修改了那件出访时穿过的漂亮军大衣，原因是一位军人对军队条例的绝对服从。自从1955年全军改换“五五式”军服后，王碧云严格遵守不能混穿不同制式军服的条例，于是把这件大衣染成黑色作为便衣穿。这件在她衣橱内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军服给她留下了什么记忆？王碧云的笑容还是和当年一样儒雅，她不肯多说。

　　我没有让她拿出那套军服，说实话，每一套军服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个军人的私人记忆。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就像“二战”中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开车的凯·萨默斯比女士。1975年她在《淡忘的往事》中写道：以前的那些军服，“我还保存着一件(那是艾森豪威尔送给她的礼物)。‘二战’后，我请华盛顿最好的洗衣工把那件军服干洗，放上樟脑丸收藏好，装进一个跟随我漂泊了近30年的行李箱中”。-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