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贸易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各国能够做的只能是控制不平衡程度，实现相对平衡。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较高，基本特征是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逆差。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快速变革中，虽然过时的国际货物贸易统计体系放大了中美货物贸易的不平衡程度，但仍然存在较严重的不平衡。实现中美双边贸易相对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促进货物、服务和投资的自由贸易。没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实现双边贸易持续的相对平衡。

　　一、从全球化看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

　　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绝对平衡的，即使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贸易流量分布有某种均衡效应，也不可能形成各国同时满意的绝对平衡格局，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从1985年到2005年，世界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5.8倍，各年逆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总额从756.5亿美元增加到3600亿美元。这说明，全球化并没有停止国际贸易的不平衡趋势。

　　全球化既使货物贸易流量快速增长，也使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在产业发展中，依赖土地、地矿和能源资源的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依赖知识、技能和其他劳动服务的比重逐渐提高。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由单向(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向双向(资本既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又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衡量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否平衡不能沿袭传统的贸易思维，不能只看货物贸易流量的变化，还要看服务和资本贸易流量的变化。

　　中国“入世”以来，中美之间的总体贸易格局一直表现为“交互逆差”或“交互顺差”。就是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既不是单纯的顺差，也不是单纯的逆差，而是既有顺差又有逆差。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在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方面，美国是顺差，中国是逆差。

　　去年，美国对华的货物贸易逆差按美方口径为2325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中，实际上有大约60%是由美国公司或其他第三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加工出口的产品,这是在中国的美国资本获取利润的载体。如果将这部分剔除掉，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实际逆差就只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将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考虑进来,近几年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实际上明显低于美国媒体宣传的数字。

　　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今年以来中国不仅扩大了工农业等实体性产业的市场开放，外商在这些领域的股权投资门槛大幅度降低，而且也加快了金融、保险、科技信息、公用事业(3463.751,-17.21,-0.49%)和其他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比如允许外商以QFII方式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在内的银行业务，允许外商投资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等。预计今年美国对华的服务和资本投资贸易的顺差将会显著增加，从而美国对华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会明显减少。

　　二、中国贸易快速增长:谁是贡献者？谁是受益者？

　　中国近30年对外货物贸易增长经历了从逆差到顺差的周期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中共有408.5亿美元贸易逆差。这个阶段快速进行进口替代，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换取价格高昂的制造技术和设备。随着进口替代带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步改善，贸易体制改革增加外贸活力，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选择出口导向战略，促使进出口贸易出现了由逆差向顺差的转换。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近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8%，占世界贸易比重从3.6%提高到7.7%。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给世界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使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获得了类似于上个世纪60年代“高增长、低通胀”的成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美国公司，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紧缺资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中国以宝贵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只是赚了一点加工费和劳务费，挣了一点辛苦钱。

　　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出口货物贸易快速增长，而且也使进口货物贸易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的货物进口额从2435.5亿美元增加到7916.1亿美元，5年增加2.25倍,年均递增27%;中国的货物进口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35%提高到6.81%。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头4个月的进口增长速度仍然接近20%。可见，中国不仅为世界创造了价廉物美的供给市场，也为世界创造了容量巨大的需求市场，为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而中国的贸易伙伴是更大的受益者。

　　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高峰时期，中国这个巨大的进口市场需要有强劲的出口市场来支持。如果外部力量对其出口市场过分限制和打压，就有可能打破中国进口高速增长的惯性。其结果，既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

　　三、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多个原因造成的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从8.83%提高到28.33%，而同期德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比重从56.52%提高到76.75%。实际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是美国和世界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教授，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解释比较符合现实。巴尔舍夫斯基女士指出，美国逆差“是多个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由汇率决定”，“美国人消费欲望过于旺盛”，没有储蓄的习惯。罗奇教授也说:“美国贸易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失衡”，“进口飙升更多是美国所处在的国内消费过剩特殊时期的产物”。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造成了过度进口和贸易逆差。

　　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相对于外因，内因起主导作用。这个内因，除了“过度消费引起过度进口”以外，还与“美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和出口不足”有关。

　　第一，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市场格局的变化，美国没有主动调整过时的贸易战略和政策，而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限制能源资源、高端技术和科技产品的出口，甚至对中国继续采取一些违背WTO精神的歧视性措施和禁售。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让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美国对华出口的一部分被德国等国家获得，这种“国家卖方竞争”无疑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减少美国的出口机会。

　　第二，面对全球化浪潮，美国“害怕与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准入标准进而提高外国企业的成本，以削弱外国企业的竞争力”。比如，在能源、航空、农业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美国对外国特别是中国资本的限制有增无减。这样做的结果是可出口商品减少，使得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中的相对比重降低。

　　第三，美联储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膨胀性货币政策，以低利率方式创造过剩的美元流动性，从而人为地造成美国资产升值和“财富效应”。在贷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理性的美国人当然愿意大量刷卡消费;在财政债券融资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财政部会不加节制地发行公债以满足五角大楼的支出需要。在美国国内中低端产业出现空心化的背景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消费品和公共投资品需求无限制扩大，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靠进口来满足。

　　第四，美国用超额发行的美元纸币大量购买并囤积石油和其他稀缺程度较高的物资，加剧了内外需失衡。近几年，美国和全球市场存在一个重要的循环:美国石油储备增加-全球石油涨价-美国囤积更多的石油……石油储备不断增加和油价上升，必然花费越来越多的美元，使美国进口额显著增加。

　　第五，无节制的对外战争和全球扩张使得美国政府的公共开支不断膨胀。2004财年联邦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4130亿美元，去年仍然高达2482亿美元。政府公共开支膨胀必然造成公共品需求膨胀，在国内一般公共品供给增长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靠进口来填补供求缺口，从而扩大对外贸易赤字。

　　在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原因时，中美双方都应当采取客观而又理性的态度，应当更多重视像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罗奇教授这样的务实人士的看法，找到妥善解决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双赢的良好效果，并继续推动中美贸易健康快速增长。

　　四、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和中国能够做什么？

　　美国如果把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简单地推给对方，不重视自己的内因，不重视控制本国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进口的欲望，不努力扩大市场的对外开放和增加出口，不仅对对方不公平，而且也会使贸易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双方共同致力于消除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在双边市场共同促进自由贸易。

　　美国方面应该控制过度进口，实现自由出口。控制过度进口的首要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削减美元在全球的供应量和流动性;提高国民储蓄率，逐步扭转投资和储蓄失衡的格局，限制高负债下过度的私人消费;紧缩联邦政府开支，特别是通过改变全球扩张战略紧缩美国在全球的军费开支，国会应当停止不断放宽债务发行限额标准的做法，严格限制国债发行，减少政府在高负债下过度的公共消费。只要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控制住了，促使家庭和政府均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断改善消费和储蓄的关系，就可以为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提供基本保障。

　　为了扩大出口，美国需要调整与全球化和WTO规则不够和谐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修改已经不合时宜的国内贸易法案，扩大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对外开放。在中低端制造业和一般加工业不断向外转移的背景下，美国的优势产业越来越缩小在“产业宝塔”的尖端位置上，比如高端信息技术工业、现代军事工业、航天航空和铁路交通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环境保护以及金融和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等。如果美国全面开放这些产业和市场，并实现出口贸易的自由化，可望为解决美国贸易问题做出直接贡献。

　　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中美贸易问题，但实际效果甚微。从2005年7月21日到今年5月25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8%，但这期间中国对美顺差或美国对华逆差并没有减少，这说明汇率人民币升值和顺差减少并没有明显相对的关系。正如罗奇所说，汇率调整不可能解决中美和全球的贸易失衡问题，“汇率绝非当前全球失衡的‘灵丹妙药’”。

　　中国方面应该从内外两方面采取措施。对内主要是:逐步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工资和农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改善消费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变工资增长慢于利润增长、政府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现实状况，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逐步降低国民储蓄率，促使全社会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对外主要是:适当扩大进口，合理控制出口，促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渐进提高以实现其合理均衡。扩大进口的重点是增加政府采购，增加有利于缓解国内能源资源供求矛盾、改进经济结构、促进自主创新的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合理控制出口的重点是进一步调整出口导向政策，继续较大幅度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加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其出口资质管理，严格限制出口扩张势头。今年以来，为了实现“减顺差”目标，中国政府多次派采购团到美国直接采购商品和技术设备，增加即期进口;对农、林、畜牧、渔、煤炭开采等81个行业实现鼓励技术引进的政策，扩大长期进口;对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降低出口退税率或提高关税税率，限制过度出口。从煤炭进出口贸易最新变化情况来看，这些措施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随着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未来中国高端商品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大，金融、保险和信息等服务业发展进入“快车道”，节能环保产业的拓展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搭上中国这辆“快车”，增加美国的对华出口。但要达此目的，美国应当更加开放对华出口市场，清除对华出口贸易的所有歧视性条款.特别是解除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方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