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路径: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协同区
重庆与东盟往来日益加强。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推进,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层次不断提升,急于摆脱内陆城市劣势的重庆,对深度参与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继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出访菲律宾、柬埔寨之后,9月12日,来自东盟10个国家的法学界代表,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共商多边合作中的法律协调问题。
重庆欲打通南部通道
东盟在重庆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东盟已成为重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重庆市外经贸委副主任王济光介绍,“2001年,重庆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额占到全市出口总量的46%,近几年随着市场多元化,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都保持在10%以上。”
据重庆市外经贸委统计,2006年,重庆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5.6亿美元,其中进口额同比增长116.3%,出口额同比增长32.4%。截至2007年7月底,283家东盟外商涉足重庆的房地产、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制造、餐饮、软件等行业,合同外资投入近5.8亿美元。
而在2000年-2006年间,重庆有7700万美元投向东盟各国的机械制造、农业与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尤其是2006年,对东盟投资占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45%。
区域经济专家、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廖元和表示,重庆与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产业互补性强,具有良好的经贸合作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
“重庆工业产品,在东盟有极大需求,而东盟的石油、矿产、橡胶以及各种原材料是重庆经济持续发展所需动力。”廖元和说。目前,重庆市政府和中石化正在向国务院争取,从缅甸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经云南进入重庆,以解决重庆发展石化工业所需能源。
实际上,近年来,重庆对开拓东盟市场一直持积极姿态。早在2002年7月,重庆市政府就与广西凭祥市建立了口岸“大通关”协作机制。截至目前,凭祥市聚集的重庆客商占其外地客商总数的50%,重庆市经凭祥出口的产品,出口额占凭祥同期对外贸易成交量的40%。
2006年,作为对“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呼应,重庆又与广西签订了经贸合作协议,在产业、资源、现代流通业、贸易、产权等五大方面开展合作。今年6月,双方再签合作备忘录,重庆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个特别合作伙伴。
此前,重庆还在2003年与云南省瑞丽市达成了“大通关协作机制”,为经瑞丽入缅甸和老挝等地的重庆产品提供快速通道。
为突破交通瓶颈,在今年6月获铁道部通过的<重庆铁路枢纽规划方案>中,新规划的“西安-重庆-昆明”的快速铁路引人注目,届时,重庆到昆明不需转道贵阳,行程大为缩短。更重要的是,重庆至昆明铁路建成后,将搭上泛亚铁路,从而步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快车道”。泛亚铁路起于新加坡,止于昆明,途经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可望在2015年建成。
王济光还透露,国家正在筹建重庆—越南高速铁路,大致走向为重庆—南宁—河内,建成后重庆至越南只需数小时时间。
上述种种举动,无疑都将促进重庆与东盟各国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
从全国来看,重庆与东盟经贸联系并不突出。5.6亿美元的年进出口额,较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交易总额的1600亿美元,可谓微不足道。
“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在渝召开,得力于重庆方面的争取,而其实际的意义,在于扩大重庆在东盟的影响。
这与重庆在与东盟各国的区域合作中处于边缘地位有关。“重庆并非CAFT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主体,其地位及参与方式也未被有关方面认可,因此在地区事务的发言权有限。”王济光说。
协同区主体构想
“CAFT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必须探索新的理念。”王济光称,“现在世界上各种自由贸易区,地理因素越来越不重要。美国和韩国可以签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和东盟也在谈。因此,并不是说广西、云南离东盟近,区域合作就一定优势,我们离得远,就没有优势。”
东盟次区域合作曾有多种形式,如“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以及中老缅泰的“黄金三角”等。王济光认为,“在实践中,这些地区暴露出一些问题,即单靠一个省的力量,实施效果不是太理想。”
主要原因在于,沿边城市,产业结构雷同较多,互补性欠缺。廖元和也表示,“区域合作中,产业要形成优势互补,并非一时之事,必须拓宽合作思维,现代区域合作已经完全可以超越地理位置,而重点考虑经济互补性与产业布局因素。”
那么,重庆将如何参与CAFT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王济光提出了他的构想模式,即拓展次区域合作外延,建立协同区。
他所提及的次区域合作,大框架是最近中国及部分东盟国家的政界与学界提出的,在更大的范围整合资源的“一轴两翼”合作新模式。即在地理布局上,由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和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个板块组成。
“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在地理概念上,涵盖中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七国。在中国方面,地理区域上的核心区是广西和海南,昆明、成都、重庆、广州四大中心城市则可作为协同区外围线,依托其良好产业基础和服务优势,形成与次区域区内东盟相关国家经济互补。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中国方面以云南为重点,联合中国西部省份以及东部省份,形成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区,而延伸区则面向中国内陆省市以及次区域以外其他东盟国家。
“重庆市虽然不是东盟国家的中国边境省份,但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后方的空间位置,以及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西南大通道的枢纽和物流中心地位,使重庆在任何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中,都可以成为次区域协同区的重点城市。”王济光说。
王济光表示,“这个构想不一定马上就能实现。当初,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通过构想完成的,泛北部湾,也是提出构想一年多了,很多国家已开始认同,我们这次在论坛上提出,也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取得有关方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