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失衡新特征:顺差集中于新兴工业化国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撰写
经济不平衡发展是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律和主要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高速增长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的顺差上面。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的失衡与以往的经济失衡相比,又有以下一些新的特征。
1.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增大。
全球不平衡的一个数量规模衡量指标是全世界经常账户余额绝对值占GDP的比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全球经济失衡情况的统计分析进行比较后发现,1960-1973比重为1.9%的全球经济失衡曾经引起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而在1974-2000年之间该比重由1.9%上升到4.8%,这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
2.全球经济失衡的国家分布越来越趋于集中。
1996年至2004年间,在全球经济中,经常性项目的顺差国主要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而经常性项目的逆差国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这一时期中,欧元区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略有顺差但波动性很小。贸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国家的事实,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时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家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2004年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国家分布基本维持了1996年至2004年的特征,细微的差别在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现象比前几年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贸易顺差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3.全球经常性项目的失衡与“资本供给悖论”并存。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是贸易顺差国越来越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在国内反映为储蓄——投资的正缺口,过剩的储蓄以资本流动的方式进入美国,弥补了美国的储蓄不足。而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世界贸易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从理论上讲,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资本收益率,国际资本应该从资本边际收益低的国家流向资本边际收益率高的国家。
但是,由于目前贸易顺差国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资本边际收益率低的国家反而成为了国际资本的供给者,国际资本市场出现的“资本供给悖论”本身说明了全球经济失衡在金融层面的特征。
在具有这些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环境中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内外部经济不平衡的特征,针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又应做出怎样的结构性调整,调整的重点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性质做出客观科学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产生于美国内部经济的失衡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全球经济的失衡现象,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了双赤字理论、投资组合理论、储蓄缺口理论、美元中心地位理论和谨慎性储蓄理论等。
但是,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的失衡,这种判断基于如下事实:
1.美国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奇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以后美国经济内部的供求失衡,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时,将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定在了1996年,因为1996年对美国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达到了这轮经济周期的最低点,并在1997年之后迅速提高,而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同时,高新技术行业的增长率却是持续下降的。这也就表明,在1996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是新经济时期高新技术的投资增长所推动,而是由非高新技术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推动的。
经济增长动力的这一变化,使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新技术部门的就业率下降,而在非高新技术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深化程度加强,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增长无就业的新现象。我们知道,当经济增长时,就业量没有提高,会产收入水平的下降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最终拖累经济增长。因此,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位的最后几年中,美国用连续降息的手段来维持总需求水平,避免经济的衰退。这种政策手段自然会使美国内部经济中出现储蓄小于投资的不均衡现象,这种现象在小布什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实施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而与内部储蓄小于投资相对应的自然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加剧。
2.全球经济失衡从全球分工格局的角度看,也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出现,凸显了美国的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到新经济结束时,美国基本上完成了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服务业的过渡,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中心和服务新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美国产业的向外转移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还包括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就造成了美国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差额,而亚洲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是产业的接受国,因此美国国内的消费和生产缺口主要由东亚国家来弥补。
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为什么这轮的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和美国一样也试图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美国新经济出现之后,日本并没有在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取得和美国一样的成就。
而与此同时,亚洲其它国家和经济体则把握住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起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不平衡取代了70-80年代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其次,在这轮的全球经济失衡中为什么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又变得越来越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恶化了危机国家和地区的国内投资环境,在此之后,这些国家的一部分产业转向中国,使中国在全球新的垂直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和巩固。
3.全球经济的失衡与美国新经济之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行为的变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当跨国公司在技术投资成本很高时,其生产组织方式往往以企业边界的跨国延伸为主。因此,国际贸易更多地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形式进行。而当技术投资成本下降之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方式更多地采取外包形式,以往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便会转化为普通贸易方式。新经济的特征之一是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因此,即便是产品内贸易,美国与亚洲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普通贸易方式。
二、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主要产生于实物经济领域,它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变化所带动的产业跨国转移的结果,这一结果本身也体现出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各民族国家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提高世界经济的总体福利水平。因此,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失衡并没有引发全球商品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我们认为,如果全球经济存在着合理的国际协调机制的话,这种失衡状态将不会引发实体经济增长的波动。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并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一直滞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多边贸易体系(WTO)多哈谈判也陷入了僵局,G8集团的协调功能也因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而下降。国际经济秩序的这种混乱状况,必然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和风险配置的失衡。
首先,在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贸易顺差国家如果长期不能从中心国家获得等值的高科技产品的话,这将意味着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只能反映为美元储备的增加,而无法在实物领域中最终实现。而中心国家则可以通过国内信用手段来影响美元的币值,对其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对外债务负担进行调节。
其次,与经常性项目顺差所产生的“资本供给悖论”现象实际上是贸易顺差国为了实现其比较优势而采取的被动选择,既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来分享美国的经济繁荣。而当这部分资本流入美国之后,通过美国金融市场的配置,以资本外流的方式重新流回到劳动禀赋优势的国家,并获取投资收益。资本的这种双向循环的结果使美国获得了更大的投资收益,因而进一步加大了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经济的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类型:(1)金融市场对全球资本配置时出现重大失误,如上世纪7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国际金融资本利用不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进行投机套利活动,如1992年欧洲货币制度危机以及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3)美国国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如1987年的股市危机和2001年前后的金融丑闻。(4)金融衍生工具对实物经济领域的需求扭曲,如1986年的储—贷机构危机和2007年美国的次级债务危机等等。另外,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失败也会导致货币危机的出现,如1973年的美元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也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三、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已经到了调整的拐点。
这轮的全球经济失衡如果从1996年为起始点,到今年已经十个年头了。对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争论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从我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形势判断以及全球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来看,世界经济的这种失衡的增长方式最终是需要调整的。另外,美国经济的内部不均衡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经济失衡增长方式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美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其现有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下降,内部均衡中低储蓄现象将逐步减缓。因此,外部均衡中的贸易逆差也会相应地减小。这也意味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本身也要求改变目前的全球经济的失衡状况。
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还看不出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过程立即就会出现的迹象。
从美国自身的情况来看,首先美国是全球经济失衡最大的受益者,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占到美国GDP的6.2%,但是美国的资本收益到目前为止依然很高。其次,对任何国家而言,对外部经济不平衡进行调整,无非是汇率或财政政策手段。尽管在2002年至2004年间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水平降低了25%,如此大幅度的汇率变动理应对美国的外部不平衡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美国自2001年以来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抵消了汇率变动对外部失衡的调节作用。因此,只要美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向不发生变化,那么,美国自身的经济失衡现象就得不到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就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变。
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
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来看,自2006年起,欧元区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加入到了贸易逆差国的行列,这一变化并不会改变全球经济的总体状况。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调节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尽管目前这些国家逆差的总体规模虽然很小,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领域的分析,在这里我们不排除在金融领域出现突发性事件给世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根本性的逆转,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美国次级债务危机所可能引发的对美国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如果这种负面影响一旦出现,全球经济的供求平衡将会被打破。
四、小结
1.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因此,美国的政策调整决定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变动趋势。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积极承担和参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美国经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前,中国单方面的结构调整政策的效应是有限的。
2.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利益分配的失衡,而且这种利益分配失衡会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因此,中国未来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将来源于金融领域。
3.2004年以来全球贸易顺差集中体现在中美贸易方面,同时中国又是美国国债的最大非居民持有者。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得到的利益最大,因此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不能仅从贸易依存角度考虑。如果考虑到贸易和资本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双补贴的话,在全球经济失衡中,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的依存关系对称性正在逐步加强。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在对美经济协调中的话语权。
4、欧元区国家及英国等国的外部经济出现的新的特征,需要引起应有的重视。虽然,这种变化的规模不大,但是如果这是一种动态趋势的话,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既能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为中国的外部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