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VS利润：企业社会责任在争议中前行

　　Doane认为，公司费力争取在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数上的位置，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通过竞相争优，人们会把奖励授给“坏人中的最好者”。他举了英美烟草公司的例子。该公司在2004年11月因其年度社会报告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发展奖

　　当“中国制造”席卷全球之时，今年中国“质量安全门”同时也在全球弥散。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卷入到问题的漩涡之中。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外一些别有用心者除了使用政治的壁垒对中国企业进行阻击之外，也开始使用道德的武器对中国企业进行攻击。

　　不仅是在国外，国内某企业打出的“我管不了全球变暖，但至少我好看”的广告，立即遭遇到了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而那些污染环境、使用童工以及臭名昭著的“山西黑砖窑”等事件，更是引起了公众对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之下，企业社会责任从未像目前这样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所要面对的挑战。

　　“今后，上市公司实施再融资、并购重组时，监管部门将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9月23日，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在该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研讨班(第一期)如是表示。

　　公益还是作秀？

　　9月14日，中国人寿发布《中国人寿社会责任报告》，据悉，这是我国保险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第一家。8月29日，伊利股份(600887.SH)在发布其2007年中报之时，还发表了其《企业公民报告》。大型企业发布其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中的一个风潮。

　　与此同时，中国就企业社会责任举办的论坛、活动也越来越多。进行社会责任评选的榜单也层出不穷。不过，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社会责任评选榜单中的位置却存在着天壤之别。据美国《财富》杂志去年11月发布的《2006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中国进入500强企业中前50强的两家企业，排在了榜单中的倒数前两名。而在今年公布的2007胡润社会责任50强中，排在第一位的却是前面那个榜单中的企业。

　　“现在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评选缺乏起码的公正性。”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黎友焕表示。在他看来，一些上榜企业在某些方面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理念，从而他们所作的与他们所发布的所谓社会责任报告完全不相一致。

　　他认为，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被一些企业和机构“绑架”，成为其获取经济利益和骗取社会公众形象的工具。

　　针对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相关部门人士指出，这些报告存在的共性问题是报喜不报忧，且尚未形成较规范的报告格式与形式，存在着定性描述多、定量分析少，宣传作秀味道过于浓厚，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成为他们市场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北京商道纵横公司总经理郭沛源博士表示。在他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对待。

　　在郭沛源看来，从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进程来说，从市场战略和管理的角度能让企业更容易接受这个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会让他们能看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同时也能逐步地让公益得到体现。

　　“勿以善小而不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大企业的专利。只需很少的资金，小企业也可以实现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咨询网的贾影博士对记者表示。

　　在郭沛源和贾影看来，不论是作秀，还是真正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为社会公益所作出的任何努力都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中的一种推动。

　　更聪明的管理？

　　即使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得到了世界上大部分政府、企业、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并且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之时，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1970年9月13日，诺贝尔奖得奖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登题为《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的文章，指出“极少趋势，比公司主管人员除了为股东尽量赚钱之外应承担社会责任，更能彻底破坏自由社会本身的基础”，“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

　　就在最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obert Reich就出版了一本名为《超级资本主义》的新书。在书中，他认为，企业正在把企业社会责任利用于愚弄公众，以使他们相信，这些问题正在被企业所重视，从而防止更为重大的政治变革。他还认为，对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更好的长期利益观点，这恰恰就是为了更聪明地管理，而不是社会责任。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下，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

　　而英国《经济学人》亦刊登文章说，公司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努力地赚钱，在某种程度上，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误导。

　　由130家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联盟(CORE)主席DeborahDoane的观点看起来则很悲观。他撰文认为，实际上，很难证明诸如保护自然环境、教育将来的劳动者以及为本地社区做志愿活动等行为对于提高公司的财务表现会有帮助。尽管有一些事例表明商业的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旨在培养建立未来人才库的思科公司的网络技术学院项目，但是，这只是公司提高社会美誉度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投资在2到4年之内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而这样的回报正是上市公司所需要的。当一个公司发出“盈利降低”预报的时候，市场都会调低对它的股票评级。因此，投资于诸如环境和社会责任等事情，对于公司来说是一种奢侈。

　　他还认为，尽管的确存在少部分市场，它们会对符合商业伦理的企业有所回报，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商业伦理和道德的作用非常有局限。实际上，众多调查的数据表明，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价格、味道、保质期而不是企业的商业伦理。

　　在英国，调查数据表明尽管消费者关心环境和社会问题，83%的消费者有意愿按照道德感去购物，但是，只有18%的人偶尔去这么做，只有少于5%的人能经常和持续地这样做。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资本的力量

　　Doane认为，公司费力争取在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指数上的位置，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通过竞相争优，人们会把奖励授给“坏人中的最好者”。他举了英美烟草公司的例子。该公司在2004年11月因其年度社会报告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发展奖。虽然如此，怀疑者也许要问，考虑到烟草产品有巨大社会危害性，为什么一家烟草公司会因为在其他方面的责任而获奖？

　　就此贾影认为，这如同一个人有“前科”，他想做一点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我们不能拒绝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认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转型期，不能把企业社会责任的门槛设定过高，从而把一些想从事社会公益的人拒绝在门外，这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不过，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者的投资者们还是发起了一场对这类企业说“不”的浪潮。他们要求不得投资那些烟草、毒品、军火、博彩业以及制造污染的企业。

　　由美林和凯捷咨询共同编制的《2007全球理财报告》指出，拥有逾3000万美元的超高资产净值人士，正将他们资产中的9%配置到社会责任投资中。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人士，在社会责任投资方面的配置比例紧随其后，达到了8%。

　　由KLD研究与分析有限公司编制的戴米诺400社会责任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跟踪了精选的400家从事环境和社会责任投资的公司。该指数自1990年起的年回报率为12.71%，相比之下，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期的回报率为11.48%。

　　据了解，在过去的30年里面，社会责任基金资产的增长率是所有其他共同基金的5倍。

　　亚洲在社会责任投资领域是落后于欧美的。目前，日本和澳大利亚拥有亚洲社会责任投资。到2003年，日本亦有11只环保型基金，规模总值约10亿美元。澳大利亚则有7只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共管理着10亿澳元的基金资产。

　　目前，国内已经有人士提出，应该推出建立社会责任投资基金。这样的投资基金将考察上市公司是否忽视员工或者投资者利益、不讲诚信、对企业造成的环保问题漠不关心等方面的问题，并且进行相应的投资和决策行为。这将对上市公司的行为产生相当的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