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资本：共赢是唯一选择

　　将会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资金，在美国各地寻找投资机会。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戈登斯坦说，中国到海外的投资只是为了分散风险，而且不直接控制投资对象，也不会收购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资产，“我看不出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投资。”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家庭主妇萨拉•庞吉奥妮(Sara Bongiorni)今年夏天成为热门人物。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庞吉奥妮从2005年起进行了一次别出心裁的试验：在一年中不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

　　这一年中，庞吉奥妮因此遇到种种麻烦：咖啡机坏了就没买新的，因为其他地方产的太贵；榨汁机坏了没法修理，否则必须使用中国产的刀片；喜欢做木工的丈夫再也买不到工具，因为工具都是中国产的。

　　试验中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她的儿子执意要买中国制造的玩具。于是她把钱交给儿子，让他自己去买。这样至少她没有亲手破坏规矩，可以心安。试验结束的那天，儿子高兴地说：“终于我们又可以买中国的东西了，永远都不要再停了。”

　　曾经当过记者的庞吉奥妮将这段经历著书出版，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中国制造”，美国人仍然可以活下来，但会活得麻烦很多，也昂贵很多。“从今往后10年里，我可能再不会那么大胆去试验了。”庞吉奥妮说。

　　关于中国经济崛起如何影响世界的说法早已不新鲜，但生活在相对偏僻的美国中部地区的庞吉奥妮，还是以其对于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的生动记述，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如何辐射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

　　“人类史上的传奇”

　　庞吉奥妮的个案之外，经济数据可以展现出一幅更宏观的画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称，1990～2005年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850%，而同期印度的增幅为550%，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为100%。1990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到2005年已经超过了10%。

　　中国的出口增长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相伴随。报告指出，1990年，流入中国的外资约为30亿美元，而2005年约为530亿美元，而过去几年中一直都保持在每年400亿～600亿美元。中国吸引的外资占全球吸引外资的比例从1990年的1%增长到2005年的4%。

　　报告还强调，1998年以来，中国的进口额也随着出口同步增长，甚至还超过了出口增幅。报告说，中国这些年来的出口增长跨越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这意味着中国的强劲需求大大减弱了美国等其他国家遭受的经济衰退，因此“中国是这一时期带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之一”。

　　不久前陪同前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访问中国的美国金融服务论坛(The Financial Services Forum)资深副总裁约翰•迪尔利(John Dearie)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中国的经济崛起“不只是20世纪的经济传奇，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传奇”。

　　由埃文斯担任总裁的金融服务论坛，其成员汇聚了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业机构，这些机构的市值高达16万亿美元。《时代》周刊将该论坛称作“可能是美国最有实力的贸易组织”。

　　惠及美国改变世界

　　迪尔利在采访中还强调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他说：“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过去5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有40%应该归功于美中两国的拉动作用，而且两国间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中国改变了世界，而美国想要参与其中”。

　　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中美两国间的贸易额2006年超过3400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正如庞吉奥妮的故事所提示的，这种相互依存正在深刻影响两国人民的生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上述报告称，对华贸易加快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转型。报告认为，2001～2010年，美国制造业将减少50万个就业机会，但这50万个就业机会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包括销售业和金融业的服务业中，因此“整体经济将受益于对华贸易增长带来的持久的产出和价格效应”。

　　美国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则进一步指出，全球经济的分工也因为中国而发生变化。他认为，虽然中国劳力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大规模出口，平抑了在全球范围内这些产品的价格，也平抑了全球低技能劳工的工资，但中国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也提高了这些产业的工人福利。

　　因此，拉迪认为，那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因为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优势，相对比较容易适应中国的经济崛起。而那些低收入的国家，如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则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

　　新使馆新使命

　　经济实力的增长也正塑造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形象。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金恩(Neil King)今年曾发表长文，描述华盛顿兴起的中国热潮。文章专门提到了将于明年落成的新的中国驻美大使馆。

　　中国1979年同美国建交后，最初只是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租用了几个房间作为办公室，后来才搬入位于康州大道上的现址。但与华盛顿许多豪华、气派、建筑风格别致的使馆相比，无论是外观还是实用性，现馆舍都已经不足以负担这个复兴中的大国的外交任务了。

　　目前，新的使馆正在施工中。这个新建筑占地2.3万平方米，预计耗资2亿美元，由知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担纲设计。贝聿铭在接受金恩的采访时，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说出了新使馆的深远象征意义。

　　“中国是美国在本世纪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最重要国家，所以中国知道它必须有一个跟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好的使馆。”贝聿铭说。

　　华盛顿智库的“中国热”

　　华盛顿的“中国热”，还表现在各个智库都在加强对中国的研究。2003年，华盛顿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下称“卡内基基金会”)设立了单独运作的中国项目，在华盛顿的智库中开创先河。该项目当时拥有4位全职研究员，成为华盛顿最大的中国研究团队。

　　但是，另一家重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很快采取行动，在2004年开始筹建自己的中国研究中心。在高盛公司前总裁桑顿的资助下，该中心已经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势头，旗下的全职研究员达到6人之多。

　　而那些没有独立的中国研究部门的智库，也至少都有研究人员在专事中国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就是该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之一。她说：“现在看起来，(中心)每个人都在做一点有关中国的事情。”

　　汇率问题挥之不去

　　经济实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自我表现能力的提高，中国的种种变化已让美国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惊讶其表现出来的“软实力”。近年来一直专注于中国“软实力”研究的卡内基基金会专家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说：“中国的魅力攻势已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

　　他说，中国在过去5年中已经为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奠定了基础。他建议，美国应该郑重其事，在每一个驻外使馆都设专人关注中国在该国的行动，并投入充沛的资源来训练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

　　科兰兹克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美国的忧虑。美国官方称，中国去年对美国拥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方统计数据为1775亿美元)，并持有逾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为美国政府债券，这些都让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力量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在美国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中，有9个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中，它们要么是北约成员国，要么就是美国在当地有驻军，要么仰赖美国的军火出口。而中国是这10个国家中唯一的例外，而且社会制度与美国不同，这显然让情况更加复杂。

　　去年11月，美国财长保尔森带领一个由1/3的内阁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启动了史无前例的高规格、大范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的确立，为的就是解决两国经贸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尽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待中国的态度仍然甚为激烈。尤其是随着对自由贸易态度消极的民主党去年底获得国会两院的多数议席后，白宫和美国行政机构受到的来自国会的压力陡然增加。

　　压力很快就传递给了中国。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一改长期以来不对中国使用反补贴税手段的做法。这被认为是美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出现了重大改变。

　　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最重大的议题还不在此，而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莫里斯•戈登斯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的地方就是汇率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有引起严重事态的可能。”他说，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不过，另外有美国学者强调，也许中国有必要进行汇率改革，但必须说清楚：汇率并非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两国贸易失衡问题。

　　而美国财政部官员似乎已被汇率问题纠缠得正在失去耐心，他们希望能很快跳出这一问题，然后集中对付某些在保尔森看来更实在、也更重要的议题。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政策的副部长麦科米克不久前在北京演讲时这样说：“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将会消除掉两国双边关系被视为‘不公平’的一个主要根源，使得我们可以进展到那些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而长期的挑战上。”不言而喻，麦科米克要求中国在汇率上采取行动，为未来的对话铺路。

　　“贸易开放是双赢选择”

　　不过，中国准备按照自己的行动计划来行事。今年5月，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后正式定名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美国私募基金百仕通集团(原译“黑石”)投资30亿美元。

　　华尔街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詹姆斯•奥博维斯(James Oberweis)对此评论说，中国希望通过对百仕通的投资学习私募基金的运作，并进入这个圈子，最终着眼于主权财富的操作，“百仕通交易的教育意义和交易本身一样重要”。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将会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资金，在美国各地寻找投资机会。这将让美国人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资金蜂拥而入的情况。

　　戈登斯坦说，中国到海外的投资只是为了分散风险，而且不直接控制投资对象，也不会收购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资产，“我看不出中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投资。”

　　而迪尔利认为，中国资金在美国面对的局面会比日本当年更复杂——除了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经济崛起所产生的辐射将异常之大。”迪尔利说，从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就可以看出，作为国际能源市场新的主要购买力量，中国在怎样改变市场的格局。

　　至于如何更好地处理中美之间已有的和可能出现的矛盾，迪尔利引用前商务部长埃文斯的一段话说：“商业用此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把两国连接起来，而这是极其正面的，因为商业要求沟通，沟通带来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带来尊重，尊重带来友谊，而友谊带来持久的伙伴关系。”

　　埃文斯的结论是：“贸易开放是中美两国的双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