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大山”阻碍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现代中国的特征之一，就是产生令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董事会畏惧的数据。

　　各公司都在不停地谈论“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从袜子到半导体的各种商品成本压低的。在其他时候，它们谈论的是中国手机用户数量(4.4亿)或中国消费的水泥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例(40%)。

　　现在，谈论主题正在转向。中国花了20年时间，打入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业领域，在接下来的20年，它希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来表明自己的决心。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去年取代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长了1倍以上。在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也刚刚取代德国，位居全球排行榜的第五位。

　　在以往，日本和韩国曾在大学教育上大举投资，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如今中国也迎头赶上。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逾3倍，达到1600万人。美国每年培养13.7万名学士以上学位的工程师，在中国，这一数字为35.2万。

　　现在，不但在美国的外国博士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在美留学生选择回国效力：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目前累计有17万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已经回国，仅2006年回国的就有3万人。

　　目睹了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等知识型经济体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当前大力宣扬“自主创新”的新思路，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学术造假影响创新

　　上述种种，似乎是中国经济战车一往无前的又一表现。但在企业层面，中国的创新仍然较弱。政府制定自上而下的创新计划是一回事，而将其转化为现实，则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作。

　　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券商法国里昂证券(CLSA)近期的一份报告坚称，中国还缺乏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的数字与规模，将确保一些研究型公司获得成功。但中国的创新究竟是如同涓涓细流，还是像潮水般汹涌，将取决于中国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做得如何。

　　问题首先出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在实验室方面支出大笔资金，但在研究结果上，却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近来爆出的一桩丑闻，使许多潜在的担忧浮出水面。这所大学某学院的院长陈进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微芯片，每秒钟可以处理2亿个指令。而实际上，一项调查披露他只是刮掉摩托罗拉某款产品上的名称，将其据为己有。

　　这桩丑闻的破坏力并不像牵涉到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那宗丑闻那么大。黄禹锡曾声称，他已从人类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干细胞。这最终被证明为欺诈。然而，这确实暴露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一些地方政府急于炫耀研究成果。与黄禹锡一样，陈进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资助。

　　甚至在上海交大爆出丑闻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剽窃、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国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学者和学生的造假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后将文章发表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得以发表。

　　数据显示，学术质量可能正因此受到影响。2004年，在已发表科学论文数量的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九，一些中国科学家也成为《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等国际杂志的封面人物。然而，在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的数量方面，中国仅位居第124位，这反映出中国大量科技产出的影响相当有限。

　　教育体系有待改革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教育体系。大学教师们表示，大学过多地关注理论和机械式的学习，在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方面关注不够。班级的人数也过多：一些博导需要指导50多名学生。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估计，在中国大学的工程类毕业生中，只有10%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该咨询公司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甚至这样称呼此类学生——“填鸭式”，他们擅长记忆事实和通过考试，但非常缺乏主动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对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极度尊重权威。雇主们经常抱怨称，尽管他们雇用的大学毕业生似乎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很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韩国都曾面临这种局面：必须克服年轻大学毕业生沉默寡言的毛病。

　　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某些问题。中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一些变动，强调交流和团队合作，同时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学作为核心，它们将得到额外的资源。不过，即使顶尖大学的预算也十分紧张。

　　私营企业仍需更多支持

　　然而，阻碍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不在实验室或教室，而是看股市的命运。过去二十年来，小型私营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而私营企业家一直在抱怨中国的金融体系提供的支持不够。与此相反，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约75%的银行贷款，并在1300家上市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科研型公司有时需要好几年的发展时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资金投入，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中国私营企业家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或非正规的贷款网络，来筹集初创资金。

　　“对于建立一个小作坊而言，非正规资金网络确实相当有效率，”麦肯锡大中华区总裁高安德表示，“但如果你希望转变为一个1000人的业务，它们就不起作用了。”

　　在日本和韩国，研究项目集中在那些有财力冒险的大公司身上，例如索尼和三星。然而，在中国，大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经营企业的高管对于冒较高风险看法趋于保守。

　　“其中一个关键是金融体系，”里昂证券经济学家安迪·罗思曼表示，“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够真正将资金配置到私营企业，为它们的自主研究提供资金？”罗思曼编制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动力的报告。

　　除了上述障碍，中国创新还面临着知识产权遭窃的进一步威胁。专利侵犯对研究的直接威胁可能已被夸大：公司通常更关注那些伪造成品的人，而不是那些从实验室盗取机密的人。然而，中外企业经常警告称，这种法律不确定性将阻碍对知识产业的投资。

　　跨国公司有望发挥作用

　　抛开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因素可能对中国有利。首先是跨国公司的作用。业界很难衡量跨国研究的范围，因为一些在华研发中心对于政府公关的关注程度要高于科研本身。瑞典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撰写过多篇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她预计，只有30%的海外公司正在开展创新研究。

　　然而，长期而言，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创新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微软、英特尔和其他领先公司，正在对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管理跨越不同学科的复杂研究项目，如何与大学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以及如何与其他拥有专业技术的公司合作。

　　具备了这些技能，其中一些年轻科学家一定能独立开创一片天地。施瓦格·泽格表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归国人员。在2006年回国的3万名海外毕业生中，一些人是被政府资助所吸引，其他人则是受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吸引。许多人谈到了为国出力的爱国主义动机。归国人员不仅带来了从国外学到的技能，还带来了交流创意的更大意愿。

　　“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的成功表明，他们有能力创新，”丹麦糖尿病专业机构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监王保平表示，“他们所需要的是适当的环境。”

　　除归国人员以外，中国还有着吸引许多中国台湾人士的优势，这些人目睹了台湾如何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行业。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台湾公司和归国人员已经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华盛顿美国大学的道格拉斯·富勒表示，在中国616项IT专利中，外籍华人或海归人员创建的公司就占了503项。

　　20年来，大量海外华人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技能，帮助中国迅速进军制造业。如今，他们可能会为中国的创新提供同样重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