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近代服饰变迁的国际化历程

　　以衣食住行为主体的生活方式，衣冠服饰在中国处于第一位。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排列，而是社会制度所造就的文化模式。

　　-服饰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形成了衣冠之治的传统；衣食住行都受到礼制的限定，表明生活方式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前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特色

　　西方学者认为服饰是人体的“第二张皮肤”，这是从自然性着眼，对衣服的认识重在保温、舒适和美观。中国突出的是社会性，《管子·君臣》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强调，圣人制作衣服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从先秦到东汉对衣服的定义，都重在区分尊卑贵贱，如果说这一点在西方也不例外的话，那么在中国却是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舆服制》、《会典》等各种法令规章，规定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衣服的质料、色彩、款式、花纹和装饰的细部，都有繁琐的规定，以做到“贵贱之别，望而知之。”违令者以僭礼逾制论罪。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表的意义，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的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生活领域，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

　　礼制，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这制度造就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国际会议称为“衣裳之会”；改朝换代，必定改正朔，易服色。这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和话语:士大夫称为“衣冠”；布衣是指没有功名学子；绅士的“绅”源自深衣的衣带；潜心受教是继承老师的“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统称“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比比皆是:季路垂死不忘结缨，苏武流亡匈奴19年不改衣冠，明遗民宁可留发不留头，等等。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称号，民族荣辱的标志，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服装承载这样的文化重负！衣食住行都受到礼制的限定，表明生活方式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前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特色。

　　-孙中山把剪发运动引向生活方式的改良，提出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标准来制作和选择服装，打破衣冠之治的等级之别，由此开启了中国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历程

　　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面向大众的启蒙是从生活方式启动的。中国生活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变革，始于变法维新，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摺》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摺》，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行新政。在北洋水师任教的宋恕，认为“变法，必自易西服始。”他们都以“与万国同风”为参照，要求放足、断发、易服，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亦可见，生活方式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视点。

　　中华 民国刚建立，孙中山立即把剪发运动引向生活方式的改良，提出服装制作的原则是:“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标准来制作和选择服装，打破衣冠之治的等级之别，淡化意识形态，与现代文明接轨，人人拥有自由着装的权利，这是政治民主深入生活民主的大变革，中国由此开始了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历程。

　　-商品经济是推动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动力，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大趋势，服装得风气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中国的衣冠之治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和社会基础，断发易服又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在19世纪末提倡“易西服”，无异是名教罪人。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中途撤回，穿西服是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披一件洋外衣，遭到弹劾。为了减少服饰变革的阻力，康有为提出“西服中源”说，按照儒家的衣冠传统解释西服的形制。他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摺》中说:洋装规制严肃，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冠帽似箕，为汉世大冠之遗；皮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这身衣装内承先祖之英风，外取俄、日变法之精神，使举国更新气象，发扬尚武之风。从“西学中源”说到“西服中源”说，是华夏中心主义惯有的思维方法，也是维新志士用心良苦的创意。

　　西服及其在西方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力于商品经济在全世界的流通，洋布、洋装、洋货汹涌进入中国市场。不论卫道者对“易西服”是如何弹劾和制止，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称赞洋毡、洋纱的记载。机器生产的洋衣料，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且因为衣料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青睐。据19世纪中叶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每3人，就有1人穿着英国纺织品，这个论断可能有所夸大，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正是看到这全球最大的市场，用各种手段掀起向中国倾销的狂潮。从通商大埠，至内地城镇，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英国棉线更是普及到广大乡村。大量西洋商品的涌进，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时尚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在各种生活用品中，洋装脱颖而出，受到民众的欢迎，这有维新人士的示范，报刊传媒的宣传，更因为轻便、简洁的洋装，与臃肿、拖杳的清代服装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胡祥翰的《上海小志》记述当时的时尚是:“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大趋势，服装得风气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活方式国际化。民主、平等意识融入生活方式，是中国人迈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人是世界变革的起点。在倚仗特权掠夺财富的前现代社会，只有金钱可以傲视权力，冲破礼制的限定，给予卑贱者可以享受的机遇，引发社会力量对特权的冲决。商品经济既可满足特权阶层的欲望，也可对特权进行分解，导致僭礼败度和贵贱无等的末世景象。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已迈过小农经济模式，进入消费经济时代。人人熟视无睹的商品，不仅蕴涵着科学、技能和劳动的结晶，一进入社会又维系着国计民生的正常或不正常的运转。

　　生活体现民主，是经济全球化的文化现象，政治民主与生活民主化，两者的相互促进和互补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面对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生活方式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生活的趋同化。电视、冰箱、音响、手机等电子产品已普及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趋同性又是与人性化相背离的消费方式，人是以个体存活于世界，以鲜活的生命进行消费。因此趋同与求异，将成为生活方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悖论，长久存在。面对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国前后，洋装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的领带卡脖子，手套不方便等等，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符合。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吞没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中山装和旗袍的改良和创制，就是生动的例证。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服的审美价值，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是中西结合最成功之作。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这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为中国的国服。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传统，不合时宜的，只有请进博物馆。随着生活方式国际化的趋势，要保护民族传统的特色，一是进行保护性的收藏，一是加以创造性的改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之路。(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