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制鞋企业火灾吞噬37条生命背后

莆田制鞋企业火灾吞噬37条生命背后

◎魏一平

从莆田市区坐小巴车，不用1小时就到了秀屿区笏石镇。因为是区政府所在地，小镇还算繁华，2元钱起步的“摩的”如雨天前的蜻蜓般成群结队，各色广告牌密密麻麻。飞达鞋面加工厂就位于北埔新街西天尾停车场旁的一条巷子里，所租用的五层商住楼被熏得漆黑，门前堆放着被烧变形的数辆自行车和摩托车。虽然大火已经过去整整两天，但现场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旁边的小饭馆和网吧已经关闭，十几位消防队员正在一片烧焦的废墟中进出。参与戒严的一位警察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寻找有助于调查事故原因的蛛丝马迹。

附近的目击者在向记者描述那天晚上的情景时，用的最多的词就是“噩梦”，更多目击者表示了对公布的起火时间和伤亡人数的怀疑，“21点半大火就烧起来了，平时有上百号人在里面上班，光装尸体的袋子就拉了两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告诉记者。有的目击者对消防救援表示不满:“先赶到的秀屿区消防队，连水管子都是破的。”但莆田市消防支队拒绝就此接受记者采访。

有关火灾的经过，即便是幸存者也无法给出整体描述。“大火从一楼蹿上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等反应过来赶紧跑，已经来不及了。”躺在九五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陈秀娟(化名)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早晨刚拉来的布料就堆在一楼，满满的一屋子”。据她介绍，当时在二楼和三楼加班干活的工人转眼间就被浓重的黑烟包围，加之断电，“漆黑一片，大家慌张得很，都挤在楼梯上想往下跑，但下面的火大 烟大，根本出不去”。

情急之下，陈秀娟从二楼阳台跳到旁边的一堵墙上，又跳到地上，虽然右腿膝盖被摔成粉碎性骨折，但“好歹捡了条命”。紧接着，有四五个人也从二楼跳下，她们与跑到楼顶的十几人成为大火中的幸存者，而更多工人则被大火和浓烟迅速吞噬。在九五医院，记者看到了一份“10·21”火灾事故伤者名单，19名受伤工人中，大部分属烧伤和吸入性灼伤，至今仍有3名危重伤员，2名重伤员。

飞达鞋面加工厂属于典型的“三合一”(仓储、生产、生活集中在一起)场所。位于一楼的三户单元房被打通，用于储存鞋面布料，二三楼为生产车间，四楼住老板一家，五楼为工人宿舍，只有一个楼梯上下。楼顶上加盖了一间简易棚为厨房，五楼住不下的工人有时也挤在这里睡觉。一位曾在鞋厂上班的女工告诉记者，五楼是用木板隔成的一个个小房间，“一共五六间，每间住七八个人，有时候挤不下就去厨房住”。至于鞋厂到底有多少工人上班，在记者采访过的五位女工中，谁也无法说清。

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同样不知情的甚至还有工资的算法。虽然是按件计费，但他们只知道自己一天做了多少件，却不知道每件的价钱，“曾经问过老板，但他说每道工序的价钱不一样，没法算”。在陈秀娟家中，记者看到一个她用来记录劳动量的小本子，“5月31日，二楼指令:修鞋舌645双;6月1日，二楼指令:粘鞋布1021双”。陈秀娟每个月能领到1000元左右，“算是高工资的，一般人也就七八百元”。丈夫前几年早逝，就是这1000元，负担着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最小的儿子已经18岁，从初二退学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活干，在他眼中，母亲“每天天刚亮就去厂子干活，一直到晚上22点多，有时候到半夜零点，只有周六不加班。三餐都是从家里带点米饭，开水一泡就着酸菜吃”。即便厂子离家步行不过10分钟，但陈秀娟大多数时候还是选择住在厂子里，“因为去年有一次半夜回家时遭过抢劫”。

据飞达鞋厂的一位女工介绍，厂里活多的时候有100多位工人上班，大多来自老板陈宗飞的家乡秀屿区埭头镇，其中很多人是老板的亲戚。但是，在埭头镇英田村，几乎每个村民听到陈宗飞这个名字时候都警觉地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承认村里确有此人，“但出了这样的事，大家没人敢说”。村支书告诉记者，有“好几个”村民在此次事故中丧生，“还有很多来自相邻的乡镇”。问及陈宗飞以前的经历，他表示“并不清楚”。

据10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的资料显示，飞达鞋面加工厂注册于2003年12月4日，2004年曾在笏石北埔田厝商业城内进行生产，因属“三合一”加工场被取缔。但据附近林厝村村民反映，鞋厂被取缔后并没消失，而是一直租用村长的房子用于加工生产，直到去年9月才搬迁到现在的地方。在秀屿区工商局注册的经营者黄淑滨是陈宗飞的妻子，“以前是邮政局的临时工”。一位女工告诉记者，陈宗飞的厂子不止这一处，两口子平时很少在厂里，只留两个“管头”当监工，“晚上加班，怕我们偷懒，他们有时把一楼和四楼的大门一锁，就跳舞去了”。

火灾当晚并不在厂里的陈宗飞夫妇很快就被当地检察院正式批捕。在一份由当地政府、陈宗飞夫妇及受害者家属三方联合签署的赔偿协议上，每位死者赔偿金额定为162666元。上至公安部、安监总局等国家部委，下至莆田市和秀屿区，相关领导均表示“要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严查‘三合一’加工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这次事故，也算是为迟迟不见效果的整治‘三合一’行动敲响了警钟，再不彻查，就会影响到莆田的发展大局”。

其实，今年4月，莆田市人民政府就发布了莆政办〔2007〕63号文件，确立了“三合一”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在这份由市公安消防支队所拟定的方案中，计划到年底结束的整治行动将分五个阶段进行，其中，9月1日至11月30日为重点整治阶段。公开资料也显示，“笏石镇人民政府曾于2007年5月19日和9月18日分别组织人员对飞达鞋面加工厂进行行政执法，并发出整改指令书两份，排查隐患6条”。市公安消防支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治‘三合一’的行动几乎年年搞，但工作的确很难推进，毕竟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要涉及到公安、消防、工商、税务、安监、电力等方方面面”。

“三合一”加工场大多为从事服装、制鞋的家庭式小作坊，遍地开花的现象源于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莆田，每个区县的主打产业不同，整治“三合一”的重点也随之变化。方案显示，“荔城区以服装、制鞋行业为整治重点，仙游县以木雕、工艺品行业为整治重点，涵江区以木器、服装、制鞋行业为整治重点”。而秀屿区则因为“当时上报的三合一现象较少，没有单独列出”。莆田市鞋业协会会长蔡金辉也告诉记者，“笏石镇做建材生意的比较多，制鞋还算不上主打产业”。但就整个莆田市，制鞋业每年近200亿元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30%。

据蔡金辉介绍，莆田制鞋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社会就有很多手工制鞋的作坊，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鞋业联社打下了好底子，80年代时就有各种国际知名品牌在莆田设加工厂。在经历了十几年来料加工后，9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自主品牌兴起，莆田开始重振“中国鞋城”的雄风。与此同时，由于产能提高，没有工商、环保和消防执照的“三无”小作坊也随之兴起。到现在，莆田市有正规制鞋企业200家左右，远不及小作坊的数量。

除了制作无牌假鞋外，来料加工成为家庭式小作坊的主业。每年冬夏两季都是制鞋业的旺季，由于劳动力缺乏，正规企业往往会把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鞋面加工外包给小作坊。虽然一年中可能只干半年活，但由于省去了税收、员工保险等一系列成本，作坊主们也会赚个盆满钵满。

然而，对劳动力资源的争夺，使得正规企业与小作坊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经从事制鞋业20多年的蔡金辉回忆，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就开始逐步显现。自2004年起，由于免征农业税以及成都、重庆、江西等地的加工业兴起，来莆田鞋厂打工的外地人明显减少，加之泉州市加工业的壮大又夺走了一部分劳动力，“厂子里的上工率能达到80%就不错了”。每到生产旺季，小作坊就会到大企业挖人，工人所佩戴的一个厂牌就能卖到1000元。“由于生产成本低，工资相对会高出一两百元，这对于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本地妇女诱惑力很大，不仅拿钱多，而且离家近，管理松散。”

就在“10·21”火灾发生后不久，莆田市副市长阮军总结了“小作坊”的五大危害: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莆田形象，捣乱用工市场，破坏社会稳定，流失大量财税。按照蔡金辉介绍，政府计划在整治“三合一”的过程中规范莆田制鞋的产业布局，“重点扶持30家左右大企业，保留四五十家中型企业，其余小企业、小作坊一律改为挂靠大工厂，转做配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