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分析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出击”,积极、有效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实现自主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有效途径
文/郭志仪 郑钢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跨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正在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模式正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而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全可以通过开展“顺梯度”和“逆梯度”两个方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开放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其产业结构演进的自然秩序也正在发生着一定改变。总体来看,当前全球产业转移虽仍未背离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也并不完全遵从传统秩序。随着同一产业的不同价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布局即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以及传统对抗竞争规则逐渐被合作竞争理念所替代,双赢乃至多赢思想日益成为人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共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演进路径在遵循传统模式和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有机会和潜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是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文中提要1:传统“对抗竞争”规则逐渐被“合作竞争”理念所替代,双赢乃至多赢日益成为人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共识,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
文中提要2:实践证明,传统追赶型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正逐步呈现出相对稳定甚至递减的趋势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发展机遇,并对其产业升级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国际贸易战略,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利用外国投资获取外部资金和技术外溢效应等国际投资战略,使本国产业结构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这种被动的和非内生性的发展模式终究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传统追赶型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正逐步呈现出相对稳定甚至递减的趋势。因此,后发国家突破这种传统模式羁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布局的有利条件,发挥自身后发优势,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培育内生性的自主产业升级机制。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应努力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出击,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实现自主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正在日益增强,并成为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升级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予以具体阐述。
1、客观契机
文中提要3: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正在被突破,部分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正逐步逆向延伸到发达国家,形成与发达国家对产业增殖链的共享关系
传统的国际分工不仅表现为产业级差下的垂直分工,也表现为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现代国际分工表现为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由原来的垂直分工逐步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立体发展的方向推进,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也正在被突破,部分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形成与发达国家共同“分割”增殖链的局面( Krugman, 1995)。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逆向延伸到发达国家,形成与发达国家对产业增殖链的共享关系。同时,由于同一产业的不同价值环节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的布局及展开,使得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不仅是指传统的从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升级,也包括在同一产业中从现有低附加价值环节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提升的含义。因此,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扩大,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逆向对外投资创造了条件和契机,进而为其在更高层次上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
2、主观需要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同时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一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能力”。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依赖的出路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掌握和利用这种“核心能力”,而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利用这一“核心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处于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其后发优势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结合和促进的方式,尽快形成从简单引进模仿到主动谋取创新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内在机制。从国家层面应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发展战略,主动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进程甚至跨越其中若干环节,借助某一产业的率先发展和技术进步,牵引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
改革开放新阶段对产业升级路径选择的要求
文中提要4: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福利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增长方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竞争,技术进步成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营销资源,占据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研发和销售等高端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居于生产加工环节,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于当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劳动者福利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状况也正面临严峻挑战。事实表明,在国际竞争中仅仅依靠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获取应得的利益,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赢得国际竞争优势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正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现代技术和知识不易被转换成可供市场交易的商品形式,加之技术的市场交易成本,导致技术和知识的国际贸易趋于萎缩,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基于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的技术封锁和技术贸易歧视等问题,即使技术购买交易成功,得到的也仅仅是国外的二流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因此,中国试图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取国外核心技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转移的技术与本国产业现有技术的差距逐步缩小,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正向技术外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客观的说,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偏低的,我们以相对更高的成本利用外资,却未能较快地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以“市场换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的战略持续了二十多年,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技术的巨大需求,仅仅依靠国内研发、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巨额外汇储备投向的调整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流动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表现为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母国之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入为主转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开始形成,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江小涓,2006)。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从过去的强劲上升到目前趋于稳定甚至缓降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并日趋明显。
文中提要5:基于引进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的空间约束特征,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直接投资于先进技术的发源地,才能直接利用当地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种逆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机理的关键在于:基于技术外溢效应的空间约束特征,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直接投资于先进技术的发源地,才能直接利用当地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这种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当期或近期利润,而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技巧并将其转移到国内,再通过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快速提升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进而占据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论其跨国程度如何,至少意味着该国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以及厂商国际化经营决策能力已经形成并逐步提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其价值增值链延伸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提高该国经济体系整体获取供应的能力,意味着对世界经济资源利用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提高该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保障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以及自身技术研发的积累,其国内产业技术水平持续得到提升,进而促进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
通过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为其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优势和先决条件,相反,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进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前题。这种特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条件,决定了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利润的增长,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服务。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产业选择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投向的基础上,才能使企业在获取利润,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带动国内产业素质的整体提升,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开辟新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就为我国提供了两个不同方向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即“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两种路径的不同性质、方式和目的,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相应的产业引导和扶持政策,努力使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化。
1、“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指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产业梯度中的相对级差优势,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转移在国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相应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对更低阶梯国家的直接投资。
(1)理论借鉴。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ojima Kiyoshi,1978)教授以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而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仍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推进。小岛清主张投资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原来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别国并转换成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产业扩大生产并出口,而投资母国则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保留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扩大出口,从而既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称为“顺贸易导向的投资”。尽管国内外学者认为该理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只能解释日本战后初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特点,并不能解释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升级的主流现象,但笔者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日本当时的情况与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日本当时的经济和跨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处在“学习中”和“发展中”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型投资所占比例相当大,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主要是贸易导向型的等。因此,至少在现阶段,边际产业理论对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具体对策。虽然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是一种相对的有限优势,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延长这类产业的寿命周期,充分实现其转移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使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和聚集,进而通过对这类产业的培育和扶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当前,我国的机械、电子、轻纺、家电等产业具有这种相对优势,国内的其他制造业领域多年来将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所取得的技术成果,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外部市场。同时,上述产业和技术目前大都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出口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不仅为其自身发展寻找到了出路,同时也为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中国纺织企业在缅甸和柬埔寨投资建设棉纺厂,制糖企业在马里投资糖厂,摩托车制造企业在越南投资装配厂等都属于这类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来看,我国的产业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所限制,而对合资企业比较欢迎;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出于对投资项目控制权、防止核心技术扩散、降低投资风险以及投资目标国缺乏并购对象和条件等因素的考虑,倾向于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我国的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适宜以合资方式进行“绿地投资”为主,具备条件的也可以采取并购投资方式。
2、“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
这也称为“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通过到发达国家技术发源地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向更高阶梯发展。
(1)理论借鉴。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 A. 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共同提出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主要从技术累积过程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
(2)具体对策。我国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相关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通过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型公司,购并技术目标市场的企业或与之合资建厂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同时,还能够收集相关信息,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并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多数大型家电制造公司如海尔、TCL、科龙、康佳等均在美国、欧洲或日本建立了研发基地;信息技术产业的代表联想、华为等均在美国投资设立了研发机构等投资行为都属于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从这类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选择来看,由于我国技术和知识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为降低进入风险和障碍,缩短投资项目建设周期,减少进入成本,同时,考虑到合资形式更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学习,因此,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应更多地考虑采取跨国并购的方式实现合资经营,当然在不具备并购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考虑独资建立成本较小的研发机构等。在新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可能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将这种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并加强投资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