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带之都”嵊州块状经济转型面临深层变革

　　当年靠政府引领发展起来的浙江嵊州领带业，最近面临一个产业拐点。在其背后，或许蕴藏着浙江块状经济转型所必需的深层变革。

　　路径探寻

　　似乎没有人否认，眼下的浙江嵊州正面临一个拐点。而让这个“领带之都”有些为难的是，虽说“转身”已是必须，但转向何方则一时难有定论。

　　其实，政府层面的思路很明确。“以前一提嵊州的领带产业，就说量的扩张。比如年产领带3亿条，产量占到全国的80%，占世界总产量33%，从业人数近5万人。现在的问题是，量的增长难以持续，必须转向品质提升。”在嵊州决策层看来，最好的出路就是打造品牌。

　　“创一个品牌要多长时间？至少要10到20年，而且在此期间的投入是巨大的。对于我们这样年产领带600万条的企业来说，这将是个沉重的负担。”鑫利达服装领带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琳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慎重抉择。

　　范茂林的雅士林集团公司，是嵊州数得着的领带大企业，年产量超1000万条。而范在去年“品牌冲动”之后，眼下也正回归冷静。“去年在上海买了一个层面的写字楼，准备做大品牌。但现在看来，做品牌困难很多，投入太大，想先缓一缓。”

　　在这些老板身上，浙江“草根经济”的闯劲并未消退，只是放到了多元经营上。目前，当地的好运来纺织公司已进入上市辅导期的第二阶段，董事长胡士良的想法是，上市融资将用来做家纺业，目前，他手上握有一项真丝抗皱的专利。现在，嵊州有近半领带企业在向家纺业发展，因为他们觉得家纺的利润空间更大。

　　当政府号召企业做品牌时，企业的心态似乎很复杂，他们从成本和风险考虑，更倾向于拓展产业空间。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非常时刻

　　就内心而言，企业其实很感谢政府的“操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些领带企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用当地人的话来说，现在有“三座大山”压在企业身上：原料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产品价格则在下降。“5年前，我们一条领带的利润有将近5元，现在只剩下一元多。而领带原料中最重要的真丝不断涨价，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已经超过了1000元。”

　　范茂林的感慨很具代表性。而更重要的是，目前嵊州有1100多家领带企业，其95%以上的产品是为国外企业生产的贴牌领带。由于竞争日趋白热化，客户把价格压得越来越低。

　　这样的局面，在嵊州领带业1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史荷凤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初，她在嵊州城里的浙东服装城做领带生意时，那里经营领带的摊位还不到10个。但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里，嵊州领带业迅速发展，块状经济初具雏形。此刻，每3个穿西服的老外，就有一个靠嵊州领带装扮。眼下，史已把一手创办的鑫利达交给儿子儿媳打理。

　　而在这一块状经济形成过程中，政府引导起了关键作用。长期以来，嵊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规范市场行为、改善产业发展环境等，促使领带产业生根发芽。同时，从1998年起，政府还每年举办“中国领带节”，并组织赴国外考察团和招商引资推介会，还规划了具一定规模的领带工业园，极大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

　　面临10多年未遇的非常时刻，嵊州领带企业是像当年创业时那样，在政府引领下“集体转身”，还是各自寻求突围之路，这或许是个难题。

　　隐性变革

　　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并不急于求成。“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在市场中生存、成长。对企业，我们不干预，不包揽。”在嵊州市委书记陈月亮看来，现在已不能再像当年发展块状经济初期那样，一味地指挥与驱赶企业了。

　　不过，该做的政府也在做。最近，市领导纷纷深入到企业和市场调研，掌握真实的情况和数据，与企业家们展开面对面的交流。而大家趋于一致的看法是，虽然一些领带企业基础较好，但多数企业管理粗放，产品主要靠量大价廉占领市场，已经遭遇发展瓶颈。

　　恰在此时，企业似乎也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虽然嘴上不说，却都在以各种方式悄然启动品牌战略。鑫利达正筹划在上海开6家品牌店，以拼音缩写“X·LIDA”命名。而好运来则准备开设合资系列专卖店，其长远打算是可能出资购买国外品牌。因为在他们看来，购买品牌或许比自创品牌更安全些。

　　块状经济成气候了，但最具竞争力的品牌建设没跟上，嵊州的领带业正走向历史的拐点。如果延续模仿跟风的发展模式，前景显然不容乐观。但在企业看来，做品牌毕竟不是政府掏钱，这些当年起早贪黑辛苦攒下家业的老板们，只要眼下的日子还能支撑，便不情愿把所有家当投向品牌一搏。

　　从某种意义上说，嵊州是浙江经济的一个缩影。当前，以块状经济和中小企业为基本支撑的浙江经济，已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随着体制优势淡化，其依托于社会需求金字塔底部的制造业特性，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

　　而嵊州的启示或许还在于，块状经济转型并不仅仅是品牌建设或产品档次提升。若在这一进程中，能有效调整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直接指挥企业运作的传统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政企关系，对嵊州乃至浙江经济转型，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