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问题并非中欧纺织等贸易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李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梁艳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部主任、研究员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哈继铭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编者按

　　本周三，中欧峰会将在北京召开。本届峰会召开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中欧过去1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巩固双边合作机制，制定未来10年发展目标，进一步加强中欧伙伴关系。

　　近年来，在中欧双方贸易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也连年扩大。有意见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中方形成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汇率问题也成为中欧峰会的讨论重点。

　　据了解，此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前夕，由欧元区财长会议主席容克、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欧盟经济和货币事务专员阿穆尼亚组成的欧元区代表团，将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财政部的官员进行会晤，讨论汇率问题。此外，本次中欧峰会还将涉及能源、贸易、气候、医疗、区域发展等多个议题，欧盟希望能使中国分享到欧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为欧盟企业带来投资机会。

　　在此次中欧峰会召开之前，本报以中欧贸易、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为主题，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部主任、研究员梁艳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五位嘉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欧贸易增长率大幅超过中美、中日增长率

　　记者：在谈人民币与欧元汇率问题之前，能否先回顾一下中国与欧盟对外贸易的总体情况？

　　李钢：总体来说，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这几年来中欧双边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持续、快速的发展，经贸关系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双边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欧盟继续保持这一地位，此外中国也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在中国与欧美日三大贸易伙伴中，中欧贸易增长率大幅超过中美、中日贸易增长率。

　　在2004年到2006年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突飞猛进，年均进出口额增长率在27%以上，其中中国的出口年均增幅高达32.5%，进口年均增速也为18.8%，这既有欧盟东扩的效应，也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影响。

　　另外我计算了2001年到2006年这6年中欧贸易增长情况，双边进出口额增长了3.55倍，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了4.45倍，中国从欧盟进口增长了2.53倍。双边贸易增长态势是非常强劲的。

　　到2006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2723.0亿美元，同比增长25.3%。而今年前9月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2561亿美元，全年将超过3000亿美元，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左右。

　　在贸易顺差方面，实际上前几年一直保持在200亿美元以下，2004年开始逐年增加。2006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为834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为948亿美元，全年估计1300亿美元。

　　记者：我国与欧盟贸易的国别结构、产品结构呢？

　　梁艳芬：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荷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产品结构上，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向欧盟出口额超过百亿美元的四大类产品是：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对欧出口额为840.4亿美元，占对欧出口总值的46.2%；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额209.7亿美元，占比11.5%；此外还有贱金属及其制品，以及杂项制品。以上四大类合计比重为73.6%。

　　中国从欧盟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四大类上，2006年从欧盟的进口额分别为415.1亿美元、129.7亿美元、84.8亿美元和76.1亿美元，合计占我自欧进口总值的比重高达78.1%。

　　应该说这种产品结构是双方比较优势的结构。

　　欧盟对华投资质量高

　　记者：欧盟对华投资，中国对欧盟投资的情况如何？

　　梁艳芬：近年来欧盟对华投资继续保持增长，中国对欧盟投资则是逐渐增多。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信心不断增强，以诺基亚、BP、壳牌、阿尔卡特、大众、西门子等为首的跨国公司资本继续大量进入我国，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车道。

　　2004~2006年，欧盟累计对华投资项目8011个，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62.1亿美元，占全国的8.01%。其中，2006年欧盟对华投资项目2742个，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67.8亿美元，占全国的9.76%。

　　截至2006年底，欧盟累计对华投资项目25450个，合同外资金额980.3亿美元，实际投入531.9亿美元，平均项目规模209万美元，欧盟是中国第四大外资来源地。

　　比较来说，虽然欧盟对华投资总额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但其项目的平均规模较大，技术含量也较高，且多投资于生产领域，核电站、磁悬浮列车、环保等项目已成为中欧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从欧盟成员国来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对华投资居于前列，2006年，上述五国对华实际投资总计42.8亿美元，占全国吸引外资额的6.8%，占欧盟对华投资的80.5%。

　　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除传统的贸易、海运、银行等领域外，产业型投资也有所发展，以华为、中兴、TCL、海尔等为龙头的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取得初步进展。

　　2005年中国对欧盟25国中的23个国家有投资发生，流量金额为1.9亿美元，累计存量为7.3亿美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各占27.4%，农林牧渔业占17.1%；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各占12.7%和5.8%。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06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欧盟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3亿美元。

　　记者：刚才提到欧盟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较大，技术含量也较高的问题。

　　李钢：是这样的，可以说欧盟对华投资的“质量”是很高的。近年来，欧盟持续保持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技术转让水平也是不断提高。

　　欧盟不仅是我出口产品的传统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的主要来源地。欧盟拥有我国目前所急需的能源、环保、交通、化工、汽车、电子和农业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且转让态度积极，这使欧盟成为中国引进技术的第一大来源地，我国从欧盟引进的高新技术项目占我国从全球引进总数的一半以上。

　　汇率不是中欧顺差的最重要因素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对欧元是稍有贬值，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增长了15%，而中国自欧盟的进口增长得更快，达到21%，如果认为汇率是中欧贸易不平衡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就解释不通

　　记者：在中欧双边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确是在加大，欧盟方面认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是人民币汇率水平造成的，并对人民币问题施加压力。我们怎么看中欧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本原因？

　　李钢：汇率问题确实对中欧货物贸易的不平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比如说，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对欧元是稍有贬值，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增长了15%，而中国自欧盟的进口增长得更快，达到21%，如果认为汇率是中欧贸易不平衡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么首先在这里，在经济学意义上就解释不通。

　　何帆：中欧之间贸易顺差的确在扩大，这有多方面的因素，汇率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很明显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认为有以下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出口对汇率是缺乏弹性的，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价格比较廉价，对于对外贸易来讲，这些价格可能比汇率更重要，因此汇率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新的贸易格局——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只要这种全球性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加工贸易肯定会越来越多，这跟传统的产业间贸易是不一样的，因为加工贸易必然带来贸易顺差。

　　另外，近期美国经济出现放缓和衰退迹象，这迫使很多中国出口商寻找新的出口地。

　　所以说，在中欧贸易顺差的问题上，汇率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中国跟欧洲之间贸易顺差的增加不能完全用汇率来解释。

　　李稻葵：这个判断我是认同的，在汇率问题之外，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欧洲地区是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国是比较年轻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储蓄率远远高于欧洲经济的储蓄率。中国的年轻人要为以后退休养老存钱，而欧洲人口增长缓慢，反过来要用储蓄。一个经济体贸易顺差也好，贸易逆差也好，最大的也是比汇率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储蓄率，储蓄率高的经济体会在贸易上流向低储蓄率国家，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中欧贸易的格局。

　　还有一点，一般说来，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内贸易比重会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应该看到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个经济体在进行更加深入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比如说中国有很多高端的汽车部件是从欧洲进口，可是又有部分整车返销给欧洲，这种贸易今后会越来越重要。

　　从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本原因上来说，汇率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即便人民币对欧元升值，我看也不会改变中欧贸易顺差的基本格局。

　　哈继铭：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劳动力相对富裕，产品价格低廉，这意味着全球贸易背景下中国出口必然大幅上升，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另外我也认同这个判断，就是一国的储蓄率是该国贸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储蓄率居高不下那么往往导致该国顺差很大，正因为此，单纯依靠汇率来纠正失衡效果是不会很好的。

　　中国储蓄率高达30%，从国际范围来看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比日本工业化时期的水平还要高出近10个百分点，而且未来几年可能还会继续上升。这和新中国成立后25年期间较高的出生率有关，那时候出生的人到现在都进入有储蓄能力的年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政策与现阶段的高储蓄率也有关系，因为眼前就业者不得不存更多钱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因此应当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制，来降低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但这需要时间。

　　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现象也会因为储蓄率等根本因素而进一步增大，这些因素可能盖过了汇率变动的影响。汇率变动有用，但其他因素作用更大，人民币升值可能会略微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局面，但不是根本办法。

　　产业内贸易造成的错觉

　　欧盟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至少在30%以上。欧盟在华企业盈利的汇回，在加工贸易中的利益掌控以及价格转移，使其所获实际利益远远超过账面水平

　　记者：何帆、李稻葵刚才都提到产业内贸易、加工贸易对于中欧贸易结构的影响。

　　李钢：是的，中欧货物贸易不平衡产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由全球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加工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造成中欧贸易顺差的绝对因素，而加工贸易在本质上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对产业链条进行重新调整布局的结果。

　　根据中方统计，在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中，95%是加工贸易产生的，而这95%中又有81%是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是欧盟在华企业的出口产生的。两个数据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的70%是由在华外资企业，主要是欧盟在华外资企业产生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单纯以原产地规则统计出来的货物贸易顺差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双方的贸易利益和贸易平衡状况。

　　何帆：关于产业内贸易问题我再补充谈一下。产业内贸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之后，之前也有，但更多是随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出现的，比如在IT技术外包之后，再把各个部件之间重新整合起来，通过工作流软件和管理把它们组合起来，各个工序之间的衔接更容易。

　　应该说，各个行业都有产业内贸易，尤其是在制造业的各个行业。比较典型的是电脑的生产制造，几乎没有哪一台电脑完全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的，都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的，芯片在一个地方，显示器在一个地方，键盘在一个地方等等。

　　正因为此，现在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产品中，电子类产品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制造”，这些电子产品是产业内贸易。

　　再比如说在天津建设的空客A320总装线，如果2009年能组装下线，再出口到欧洲，你说到底是“中国制造”还是“欧洲制造”？其实大部分是在欧洲生产的，只是这部分组装在中国。

　　所以在现在这种统计的方式下，贸易格局的变化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正如李钢介绍的情况。

　　李钢：这个问题欧盟自己也承认，源自中国进口的纺织品中，大多是定牌或贴牌生产，中方只赚取了不到10%的加工费，而主要利益被从事跨国生产与经营的欧盟企业所获得。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把衡量中欧双边经贸的框架从单纯的货物贸易上放大，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李钢：完全如此。我们需要把角度从单纯的货物贸易，放大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收益三个方面，这也就是传统的经常项目的概念。

　　在货物贸易上，中国拥有较大的顺差，但是在服务贸易上欧盟有顺差，同时在对华投资中获取较大收益。

　　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07》，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和出口第三大市场，是中国服务贸易的最大逆差来源地。

　　此外，在欧盟对华投资中，70%以上的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处于盈利水平，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20%，而欧盟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至少在30%以上。欧盟在华企业盈利的汇回，在加工贸易中的利益掌控以及价格转移，使其所获实际利益远远超过账面水平。

　　如果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综合考虑，中欧之间总体经贸利益格局基本上是平衡的。单纯以货物贸易的不平衡进行推论，进而指责中国非公平竞争是片面的，不仅有失公允，更不符合事实。

　　欧盟内部对货币声音不同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虽然欧盟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但实际上欧盟内部，不同的国家之间对欧元是否需要维持强势，是否施压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也还是持有不同意见。

　　梁艳芬：对于汇率问题欧盟国家的确持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德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但法国、意大利等国就是贸易逆差，所以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对欧元升值担心不是那么大，但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就担心欧元过快升值影响本国经济。

　　实际上，欧盟内部各国对欧元汇率的不同意见，也正揭示了汇率问题都与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

　　何帆：欧盟实际上内部差别很大，有的是对外贸易顺差国，有的是对外贸易逆差国，所以强求一个划一的汇率政策对欧盟内部并没有好处。

　　人民币升值对一些国家好，对另外一些国家并不好，需要考虑到各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和欧盟内部某一些国家的竞争更多，比如南欧国家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制造业国家。

　　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影响全球经济

　　记者：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在10%左右，但对欧元贬值8%左右。200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左右，对欧元贬值在3.7%左右。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是目前欧盟施压人民币的主要原因，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艳芬：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同时期欧元对美元升值幅度高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交叉汇率算过来，人民币对欧元是贬值的。

　　对比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元对几乎所有主要货币都在稳步贬值。其中美元对欧元贬值幅度是非常显著的，从2001年10月底到2007年10月底，贬值幅度高达37%。

　　此外，在2001年10月底到2007年10月底这个时间段里，美元对英镑贬值30%，对加元贬值40%，对澳元贬值45%，对瑞士法郎贬值29%，对日元贬值5.5%，对韩元贬值30%等。这个时间段里对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在10%左右。

　　总体来说，美元对多数亚洲货币的贬值幅度还是较为温和的。

　　哈继铭：美元需要更大程度的贬值以促使其经常项目逆差回到长期可持续水平。美元贬值的另一方面就是需要全球货币对美元升值，现在看来欧元、加拿大元、澳元等西方货币升值较多，亚洲货币中日元和人民币升值较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欧洲一些国家希望在未来美元贬值中，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承担更多责任。这主要是美元贬值情况下，汇率机制比较灵活的国家目前升值较多，但到一定程度经济也会遇到负面影响，所以希望其他国家地区能够多升一些。

　　从中国汇率自身改革的进程看，中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2005年汇改启动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0%以上，对一篮子货币也升值7%以上。

　　欧盟要求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但是，双方都应该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升值过快，会增加他们自己的通胀压力，因为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东西正越来越多。

　　记者：就是说，欧盟需要认识到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

　　哈继铭：是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最近几个月已经明显上涨，但其实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以人民币计价并没有上涨，折合成美元后有所上升，主要就是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造成的。

　　西方国家应该意识到，现在他们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比例在上升，而他们自身面临比较明显的通胀压力，如果在这时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势必会使他们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明显上升，加重其通胀压力。

　　另外对于中国来说，大幅升值可能会推高失业率，过快升值对双方都不利。

　　李稻葵：中国对汇率问题的整体思路，还是要坚持“三性原则”，也就是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因为如果突然调整汇率，部分出口企业会受到一定冲击，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调整成本，总体宏观经济也可能会受到冲击，这对全球经济也不是负责任的表现。

　　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记者：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的原则还是要坚持“三性原则”，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至今也已经两年多，目前是第三个年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目前和下一步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问题和人民币升值问题？

　　哈继铭：我们认为人民币不应过大幅度升值，但应该考虑允许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个人认为升值速度每年可以在5%以上，高于2006年的3.3%，这样对纠正国际贸易失衡现象有一定帮助，最重要的是这还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

　　现在通货膨胀在中国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货膨胀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上升，人民币升值速度快一些，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胀。

　　另外，人民币升值也有助于中国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汇率过分僵硬，外汇储备积累的速度势必就会过快。近来中国用各种各样手段尽可能在总量上对冲流动性，2004~2006年期间大量发行央票对冲流动性，但因为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占款继续提高，继续用数量型手段也会使得利率水平上升。

　　央行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用准备金率、利率等手段控制流动性，但M2还是以18%以上速度增长，主要还是外汇占款继续上升，其原因是汇率比较僵硬，顺差过大。另外，由于市场对人民币未来升值预期依然强烈，导致一些非贸易项下资金大量流入。

　　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减轻自己的通胀压力有好处，另外，在相当长时间内吸引的热钱会少一些。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就业压力大，不能做到突然大幅升值。

　　何帆：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也知道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使得货币政策更具有灵活性，但是现在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升值方式。

　　首先，不能是再次一次性升值，也就是像2005年汇改时那样出其不意的手段，这种方式对企业是会有影响的，影响不在于一下子升值多少，更重要在于升值事先没有告诉它，打乱了企业整个的投资计划和出口计划。如果单就升值幅度而言，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可能还能够再承受，但是关键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比较合适的方式。

　　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能不能通过扩大汇率的弹性和波动，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如果是在波动的过程中逐渐调整人民币汇率，对企业来说不断给它小的启示，让它们对汇率风险的意识逐步提高，做好更多的准备，这样可能对企业应对人民币升值更合适一些。

　　李稻葵：在汇率弹性方面，可以扩大一点汇率波动范围，人民币略有升值，适当加快升值步伐，既保持可控性，不对大部分出口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能适当减少我们进口原材料价格的成本。

　　记者：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最近的讲话中表达的思路。

　　哈继铭：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第一可以减少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入，第二可以培养企业在汇率可波动情况下生存，加强竞争力。

　　只有在汇率波动和弹性加大的情况下，市场才有动力去发展汇率衍生产品和避险工具，否则企业也会没有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

　　另外，等到将来汇率达到均衡水平后也会是经常波动的态势。目前还没有达到最终均衡，汇率水平的波动和弹性也有助于企业将来适应汇率走势。

　　汇率弹性需要扩大，我想强调的是，波幅和弹性扩大不仅体现在每天波幅的加大上，目前是千分之五，实际上人民币汇率的每天开盘价和头日收盘价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这两者之间可以有很大落差，因此波幅本身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要看到实质性波幅扩大，每日开盘价和头日收盘价要有实质性差异。

　　平衡贸易需更根本措施

　　人民币是会升值的，但是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贸易格局的根本因素还是两者之间储蓄率的差别

　　记者：在中欧贸易差额的问题上，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形成中方顺差的主要原因，那么汇率问题也就相应不是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主要手段。你认为，平衡中欧贸易还需要从哪些更根本的问题入手？

　　李稻葵：是的，在美元走软、原油价格略有高涨的情况下，人民币略有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人民币是会升值的，但是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中欧之间的贸易格局，贸易格局的根本因素还是两者之间储蓄率的差别。

　　李钢：从欧洲方面来说，平衡双方贸易，还需要欧洲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高科技领域。这实际上可以显著改善双方的贸易不平衡情况。

　　哈继铭：从中国国内来讲，我们需要加大降低国内储蓄率的力度，这包括推进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交纳红利、公共支出的重点从鼓励投资转向鼓励消费等，同时建设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以帮助降低企业的储蓄率。因为企业在缺少进入资本市场渠道并且难以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的情况下，往往留存大笔利润，这种企业利润的留存加大了企业储蓄率，这也是贸易顺差较大的原因，因此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银行体系的效率提高，可以降低企业储蓄的冲动。

　　另外就是贸易政策，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可以尽量降低。

　　李稻葵：我们自己可以先解决对欧洲贸易中仍然有阻碍的一些制度和政策，比如从法国进口一些奶酪，据我所知目前是不允许进口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放开，欧洲奶酪的生产成本很高，而中国的奶酪消耗量不大，劳动力便宜，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考虑放开。这是中国在贸易制度上可以做的事情，在汇率问题上我们需要向外界解释：中国会按照自己的原则，在汇率机制上逐步增加弹性、更加灵活化。

　　何帆：我们需要重视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未来这种不平衡可能还会加剧。相对于欧洲，中美之间贸易互补性更强，中国主要是制造业，美国主要是服务业、金融业，但是欧洲有很多国家的出口还是制造业，比如中国出口汽车，欧洲也出口汽车，南欧等地区也出口鞋子和服装，有很多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这些国家也有很多主要依靠制造业出口，所以中欧之间的产业结构可能导致两者之间的贸易摩擦更大一点。

　　发展产业内贸易对双方可能是一个共赢的做法。比如服装行业，中国的优势在于制造，欧洲的优势在于品牌、设计，在服装行业里中欧之间可以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实际上有些合作在民间已经有了，比如温州很多企业已经请欧洲的设计师来做设计。同样的还包括汽车等行业，也可以有共赢，如果欧洲的汽车制造商能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很可能双方的制造能力都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如果未来中欧贸易不平衡还会加剧，我觉得应该未雨绸缪，建立和加强双边协调对话机制。

　　加强对话协调

　　记者：这种协调机制的目的，就是加强双方的对话、沟通和交流。

　　何帆：我想这种协调机制应该是定期的，同时要建立正式的联系机制和非正式的联系机制，必须得有定期对话，有首脑、部长之间的定期会面，在这种正式对话之外，还应该有一个非正式的沟通机制。具体来说，比如相关部门的副首级、副部长级的会面，具体工作层面可以是具体工作人员的沟通，形成一个对话机制，这样出了事情知道双方怎么联系沟通，这种对话机制对于解决潜在的贸易摩擦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说，这一次中欧峰会就是很好的交流协商会议，我们欢迎来沟通交流，消除误会。

　　李稻葵：欧洲不同于美国，欧洲的经济调整速度比美国慢，对市场管制更加严格，劳动管制相对而言不够灵活，失业情况比美国更严重一点，对贸易问题也更加敏感，更多地依赖于非关税壁垒，比如技术壁垒、反倾销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当同欧洲更多地协商，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可以让步，在一些问题上欧洲也可以让步，比如欧洲的一些技术可以通过技术贸易转让给中国，服务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多从欧洲进口。

　　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协商，而不应该简单归咎于汇率问题。

　　记者：李钢先生，作为对欧洲贸易的资深研究人员，你对中欧双边经贸关系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

　　李钢：中国与欧盟的双边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涵盖愈来愈广泛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双方都需要以新的视角，在更深层次上审视现状，面向未来重新定位，并借此作出政策上的相应的调整。

　　随着中欧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与深化，双方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货物和服务贸易到投资，进而延展到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均被纳入到双边“大经贸”合作的范围内。

　　与此同时，中欧双方在国际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拓展，比如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亚欧合作、WTO多边贸易框架内的合作与推进等。双方的共同利益、关切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中欧双方各自的边界。

　　根据我们的预测，未来中欧经贸关系还将在快车道上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到2010年，中欧双边贸易额有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今年是将超过3000亿美元的水平，这包括航运物流在内的双边服务贸易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双向投资更加趋于均衡。

　　根据中欧双方达成的协议，从2007年初开始已经启动了双边伙伴关系的谈判，同时将经贸领域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加以对待，更新1985年《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以此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指导性文件。为此，双方必须从战略高度，面向未来，全面谋划，充分发挥合作潜力，促使中欧经贸关系发展达到均衡、互利、共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