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鸟“去家族化”与温州模式的“习俗转型”
事实上,经济学家杜润生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有一个改革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autarky economy)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即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如前所述,在报喜鸟的成长史上,进行了一系列挑战习俗及当地商业生态的成功转型。但在报喜鸟之后,中瑞、中驰财团等众多家族外合资项目则功败垂成,反证吴志泽这位温州模式叛道者的先验价值。
新温州模式:企业联合是趋势
“温州模式就是‘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对“代际锁定”现象深有同感。
温州人信奉“先交朋友,后做生意”。这样的经商原则,必然会发育大量的“潜规则”,例如设法结交政府官员等等。有人讥讽温州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确实高人一头。”一位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转移了财富的分配形式罢了,此举似乎暗合帕累托最优的题中之意。
吴志泽说,温州这种内源型的经济结构带有一定的自我封闭性,这与当地社会习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以血缘、地缘、情缘连接成的商业生态,带有一定的排外性,价值认同趋于单一,思维方式比较雷同,法制意识相对淡薄,功利主义相当明显。
他认为,良好的经济生态如“杂树丛生”的植物园,多样性的植物结构更具有生命力。“同样对于区域经济来说,产业或产品的良性构成,也最好是高、中、低兼具的金字塔式结构,这样就可以避免平面化的恶性竞争,可以遏制趋同化所导致的集体免疫功能的衰减”。
那么,如何改变“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招商引智,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多样化的文化,以及兼容并蓄的价值理念,来重铸温州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当地民营企业需要借助上市契机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由家族治理企业向公众公司脱胎换骨的转变。
“企业之间资本联姻、抱团发展,应该是新温州模式的选项之一”。吴志泽进一步表示,温州服装企业的共同竞争态势,需要走联合形式的发展,需要走创品牌发展之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指出,联合之路需要一些创新的观念,比如在商贸通路上的联合:很多做不同品类商品的外贸公司可以联合起来,在国外设立一个公司或办事处来推进商贸活动,这不失为一种很好联合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突破“成长天花板”的现实路径,已有更多温州民企选择抱团发展。近年来,温州8家锁具企业“砸掉”各自的企业,重组为一家股份制的强强集团;温州拉链商会的40家企业拟集资4亿元建造温州拉链工业生产基地。同时,打火机、点钞机、泵阀、塑料制品等行业也在积极地谋划资本合作。
温州官方对此多有肯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就公开表示,“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是具体的、相对的,都需要与时俱进。温州模式也一样。我们不能为自己创造的模式所困,我们需要的是立足既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
提及温州的创新路径,王建满说,温州要以企业为主体、机制为核心、民营为特色,努力走出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
首先是大力推进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引导民企“强强联手”、“内外联合”,鼓励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企业通过上市做大做强。其次,大力推进机制体制创新,逐步建立多元开放的产权结构,坚持“非禁即入、有需则让”,使民资更自由地进入更宽广的领域。第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引导企业逐步向科技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把传统产业做成时尚产业。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
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源整合之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温州各产业集群将再度勃兴。
吴志泽语录
★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发展靠企业,企业兴旺靠管理,企业管理靠文化。做报喜鸟就是做文化。
★最好的效果是近距离地学习,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最大的,只有把‘500强’引到身边,我们才能时时产生紧迫感和危机感,我们才能有榜样和目标。挑战性的学习是效果最好的学习。
★中国服装业要走向世界,创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首先应当以本土的文化作为品牌发展的基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这样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做企业,先做人。挣小钱靠的是勤奋,挣大钱要靠智慧,做大企业,靠的是德。我要求员工德、智、勤三者兼备,同时高层重德,中层重智,低层重勤。”
★道可道,经营非常道。企业经营像打牌子一样,什么时候要出什么牌很重要。主要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知识点: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齿斤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黄宗羲所谓:“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
二、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三、学术思想上,一是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二是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以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以上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作者: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