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派购改革：绍兴农民的第二次“松绑”

　　1985年1月26日，绍兴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的结束，被称为是农民继“分田单干”后的第二次“松绑”，它使农民从国家指令性生产计划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主体，为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积蓄了力量。

　　1985年1月，37岁的倪长兴承包了生产队的188亩水田，这位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第七生产队的队长，开始了他延续至今的“种粮大户”历史。生产队的其他田，被按人均4分“口粮田”的标准分给100多户队员。在这之前几个月，倪家溇村办了个平绒厂，全村1200多人，从10多岁到60多岁，大多数进了这个厂。

　　几乎就在同时，近100公里外的新昌，在新昌大桥下一片6000平方米的荒滩上用毛竹和油毛毡建起了兔毛、长毛兔交易市场，1月10日开业当天，城关镇土谷庙大队的王永生拎着兔毛跟来自省内外的2000多人一起走进市场，以讨价还价的形式出售兔毛。

　　这年秋天，因为产量不高，倪长兴以亏损收场。王永生，则受益于兔毛价格从每公斤40元的国家收购价涨到了210元的市场价，一下成为“万元户”中的佼佼者。

　　一切源于这一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发布：“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农民从“国家任务”中解放出来，面向市场需求生产，或者离开农业。

　　产品商品化

　　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尽管仍有农业税和国家订购任务，但农民已经有了自主经营权，调整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种养结构。

　　调整种养结构的激流在1985年前的绍兴四处涌动。1979年底，新昌县已有49，655户农户养殖长毛兔，年终存栏量达37.2万只，县供销社收购兔毛5.9万公斤，全年养兔收入达251.56万元。

　　1984年，诸暨涌现出大批养猪、养鸡、养鸭、养鱼、养蜂重点户和专业户。当年下半年，该市农户自发挖田围塘养鱼、养蚌的面积达4866亩。而当时的嵊县长乐区，农业结构调整向着“一村创一品，一村专一品，村村出商品”的方向行进，涌现出40个专业村、4837户专业户，占农户总数的23%。全区初步形成了茶叶、蚕桑等4个拳头产品和花木、大青梅等8大商品基地。当时，该区仅有71户人家的孔村，有60户农户种植药材，全年药材收入14.5万元。

　　真正让农产品实现从产品到商品转变的，是1985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颁布。第一项政策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其中，粮食、棉花改为合同订购，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订购合同；其他农产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价格随行就市。

　　这意味着，农民从过去主要按照国家计划生产转变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承包责任制的“责任”被彻底淡化；意味着，商品价值规律的回归。两者的结合空前激发了商品生产的热情。

　　1985年3月21日，绍兴有两个人异常兴奋。新昌县老领导吕槐林拿到结构调整的一份材料，感到非常可喜，在日记中记下了三个数字：今年到3月15日，新昌种下了5258亩水果，占累计总量的40%，种下了5634亩花木；诸暨农业局叶启琳撰写的《在调整结构中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并配发“编者按”。这年，在改善“粮经比例”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下，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调减28.9万亩、棉花调减2.09万亩，经济作物调增27.76万亩。

　　绍兴在商品化的平台建设中走在了全国前列。这年1月10日，新昌兔毛、长毛兔交易市场开业，兔毛价格在讨价还价声中逐日上涨，最高价格达到一公斤210元，而统派购制度下，落实到供销社的国家收购牌价是每公斤40元。全年，20多个省市的客户在市场内采购兔毛、种兔，最多一天达1万多人，最高日成交额达25万元。

　　然而，并非所有农民调整结构的激情都转化为利润。1985年，诸暨市引种杭白菊5587亩，茉莉花3200亩，因为没有销路而大量毁弃。

　　农民被推到了商品化、市场化浪潮的最前沿，成为市场的主体，形成了后来被总结为“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如何以新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在率先走上商品化、市场化道路的绍兴，成为新的重大课题。

　　农民组织化

　　事实上，这个课题，在1983年前后的绍兴就开始突破。

　　1982年，绍兴县大和乡白洋村在养鸭专业户沈宝昌的带动下，组成养鸭联合体，开办“绍兴县宝昌禽蛋联合制品厂”加工皮蛋，并开设门市部，实行产、供、销一体化，年饲养达3万多羽，之后逐渐发展到10万羽以上，提供鲜蛋600吨，占绍兴城区年蛋销量的40%。1983年，诸暨五洩区成立联营食品开发公司，从9户养鸭专业户联营，逐渐发展到156户专业户联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以加工企业建设解决农户产品出路的实践也在各地迅速开始。1984年，茶叶实行多渠道经营，绍兴各地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调整茶类结构，陆续兴办乡镇精制茶厂90余家。嵊县、新昌、上虞建立2万吨珠茶生产基地，绍兴县建立5000吨红茶生产基地，诸暨建立2000吨花茶生产基地，各县建立20多个名茶生产基地。1985年，蚕桑产销体制改革探索在各地展开，诸暨赵家镇实施种桑、养蚕、缫丝一条龙服务，永宁乡建立蚕业服务公司实行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新昌澄潭乡办蚕丝联合企业，返利给蚕农。

　　从事同一产业的农民开始组织起来。1985年，绍兴县成立茶农协会，为茶农开展生产技术服务和流通服务，做法在全国茶叶服务体系会议上介绍推广。随后，嵊县一些产茶区和诸暨县相继成立茶农协会，开展生产流通服务。在新昌，1985年5月13日，新民乡成立长毛兔科技协会，十多位兔农成为协会正副理事长、理事。

　　这些实践，后来被总结为“农业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作为农民组织化、农业产业化的绍兴经验。

　　25年后的今天，沈宝昌组成的养鸭联合体，已经成为绍兴最具规模的鸭蛋生产企业，今年前十月的销售额达到4000万元，“宝昌咸蛋”已经替代高邮成为上海市主流产品。“明年，我们争取把宝昌咸鸭蛋销售额做到1亿元以上，让上海平均每人吃到一个沈宝昌咸鸭蛋！”日前，子承父业的绍兴县宝昌鸭场蛋厂总经理沈根生胸有成竹地告诉记者。

　　乡村工业化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宽松，后来被统一更名为乡镇企业的“社队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绍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从国家指令性计划中解放出来，大量农民开始寻求稻田外的“生活”，又为“社队企业”提供了劳动力支撑。

　　“当初实在不太有人愿意种田了，我也想进厂。”倪长兴这样回忆当初的情景。1984年，村里办起平绒厂，需要1000多名职工，进厂的年收入可达到1000元左右。没人种田怎么办？毕竟农业税和订购的粮食任务还是要完成的。当时，权宜再三，村里出了这样的政策：普通农户只种每人4分口粮田，其余粮田由大户免费承包，全村的农业税和粮食订购任务由大户完成，村平绒厂每年补贴给大户每亩80元。就这样，生产队长倪长兴承包了队里188亩粮田，代生产队其他农户完成每年12.5万公斤的农业税和订购任务。1985年初，有着7个生产队、1200多人口、2500多亩水田的倪家溇村，就这样通过土地的流转集中，把全村大多数劳动力送进了工厂，开始了村庄工业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嵊县甘霖镇甘一村党支部书记张德益则忙着跟《浙江日报》等媒体的记者介绍他们村办工业的经验。甘一村人均只有4分田，过去全村劳动力种粮食，每年还要吃国家2万多公斤返销粮。1984年前后，这个村办起了胶丸厂、丝织厂、皮鞋厂和玻璃纤维厂，安排了村里436个劳动力。1985年，该村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4%、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为92%。全村的土地，基本上集中到四分之一左右的农户，村里对他们进行补贴，1985年补贴12万元。

　　这种农村劳动力的分流，在诸暨更为明显。1985年，诸暨农村外出劳动力达4.34万名，比1984年增长67.7%。

　　在绍兴县，通过推广华舍镇、双梅乡大办纺织企业的经验，大力发展轻纺工业，1986年，全县有村以上工业企业3144家，工业产值35.9亿元，其中纺织企业1162家。

　　1986年，全市有乡镇企业9312家，产值57.62亿元，比1978年增长20.7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8.25%；职工71.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4%，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27.04%来自乡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