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抵羊”·宋棐卿(组图)

当年东亚公司的厂房

宋棐卿(1898—1955)

“抵羊牌”商标

抗洪救灾时搭盖窝棚赈济灾民

民众教育班夜校在上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人事部曾组织代表团赴日本学习企业管理。日本人却说：“你们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早就向你们天津的宋棐卿学习过了。”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近代纺织实业家宋棐卿就立志走发展民族工业、实业救国之路，他创建的东亚公司(全称是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现称天津东亚毛纺厂)名牌产品“抵羊牌”毛线，在与英国“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和日本“麻雀牌”毛线的激烈竞争中，曾立于不败之地，为中国人争了光，为中华民族争了气。

　　宋棐卿(1898—1955)是山东省益都县(现青州市)人。他自6岁起在家乡上学，1912年到上海读初中，1914年在北平读高中。自1917年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上学。1920年8月宋棐卿赴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兼修化学课程，1922年回国，先后在山东益都、济南其父宋传典开办的花边、发网厂、德昌洋行见习，协助经营企业。

　　1932年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公司。1940年冬，东亚公司成立了麻厂，生产“东亚大绿线”麻袋(杂粮袋、食品袋、洋灰袋等)。1944年9月，东亚公司又成立了化学厂，生产药品、化妆品、日用品等。1947年7月1日，东亚公司更名为“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11月1日，东亚公司更名为天津市公私合营东亚毛麻纺织厂。1962年，麻纺车间调出(成立了天津麻纺厂)，厂名更改为天津市公私合营东亚毛纺厂。1966年8月14日厂名改为天津市第三毛纺厂。1980年8月15日，厂名又改为天津市东亚毛纺厂。至此，这个民族工业企业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也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树立了榜样。

　　从“富国牌”到创建东亚公司

　　宋棐卿留美回国后，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产毛线缺乏，英国、日本的毛线产品占领中国的市场。于是，宋棐卿决定以毛线为首选产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

　　1925年，宋棐卿在济南向德商禅臣洋行订购了生产毛线的机器设备，他希望生产的毛线能达到英国“学士牌”毛线的质量标准，出于盼望中国富强的爱国思想，他还给即将生产的毛线以“富国牌”商标命名。

　　订购的机器设备运到济南后，经过半年的安装、调试，终于纺出了毛线。但经检验毛线的弹力等指标达不到“学士牌”毛线的质量标准。原来禅臣洋行卖给宋棐卿的机器设备是一台粗纺机。宋棐卿不甘受洋人的欺骗，与禅臣洋行打起了官司。判决结果宋棐卿胜诉。

　　但“富国牌”毛线的生产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为了减少损失，宋棐卿只能用这台粗纺机生产地毯线，织地毯。

　　为了实现生产国产毛线的愿望，宋棐卿在1926年派其弟弟宋宇涵专程去美国学习毛纺专业并赴欧美各地考察。

　　1928年，宋棐卿的父亲、担任山东省议会议长的宋传典被诬陷而受到通缉，宋家的全部财产被查封，宋传典不得不先到天津，后到上海避难。宋棐卿也带了一部分人来到天津，担任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经理，经销自行车、“飞德禄牌”汽车等。

　　1929年12月，虽南京国民政府解除了对宋传典的通缉令，但他却因脑血管破裂死于上海。1930年9月，韩复榘出任山东省主席，宋棐卿通过赵子贞找韩复榘，要求发还在济南被查封的产业，韩复榘答应并发还了宋家的财产。

　　宋棐卿考虑到天津具备办毛纺厂的条件，决心在天津创业。他在意租界五马路租了一处占地15亩的房舍(内有仓库、办公楼等房屋)作为厂房。为解决建厂的资金问题，宋棐卿决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他派赵子贞去济南游说韩复榘投资。韩复榘便以其儿子的名义入股5万元，韩复榘的部下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也以其亲属的名义入股5万元，他及其亲属入股十几万元。宋棐卿共集资了23万元作为建厂资本，创建了东亚公司。

　　1932年东亚公司成立，董事会由宋棐卿、宋宇涵、赵子贞、赵燕珊四人组成。厂名“东亚”则寓意“产品不仅要行销国内，还要行销东南亚”。这一年东亚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毛线被命名为“东亚”毛线。

　　1933年，宋棐卿提出毛线商标应该起一个响亮的、能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名称。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经宋棐卿和东亚公司主要决策人商议，决定用“抵羊牌”作为毛线商标，寓意抵制洋货。

　　宋棐卿请设计师设计了多个“抵羊牌”商标图样，但没有一个图样令他满意。这时他想到：澳洲美利奴羊的公羊犄角粗壮，呈蜗牛状，并有抵角的习性。为改良我国羊的品种，经财政部批给外汇，东亚公司曾从澳大利亚购买了12只美利奴羊，这些羊运到天津后，由东亚公司职工饲养了一段时间，后又运回山东益都，送交益都基督教堂由专人饲养。这些美利奴羊在胶济铁路临淄车站旁的淄河滩放牧。宋棐卿想，如果当两头美利奴羊相抵时拍照，拍出的图像一定是真实而生动的。他立即委派东亚公司职员李静山赴山东益都。李静山在牧羊人帮助下，请摄影师拍下了两头羊相抵的瞬间照片。

　　李静山带着照片回天津后，基泰公司工程师在对照片加工后绘制成了“抵羊牌”毛线商标。

　　1936年东亚公司迁到位于云南路的新建厂房。这里一进大门便可看到一个小花园，花园的假山上高高耸立着汉白玉大理石的抵羊雕像，栩栩如生。两羊相抵处有喷水口，喷水高度达两米多。可惜这个雕像在“文革”时被砸毁，现在东亚毛纺厂小花园内的抵羊雕像是1992年东亚公司成立60周年时重新雕塑的。

　　抗日战争中的宋棐卿

　　在八年抗战中，日本军方曾千方百计想把东亚公司收为军用。宋棐卿也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对付日本人，最终保住了东亚公司，没使它落入日本人手中。在《东亚年刊》(1947年)的序言中，宋棐卿说：“过去八年抗战期间，本公司处于沦陷区域，首当其冲，抱定胜利终属于我人之信念，忍辱负重，以待光明之来日。至于沦陷当时环境之恶劣，既难于形容，亦不愿多作惨痛之回忆。总括而言，威逼有之，侮辱有之。种种经过之艰难非笔能罄，幸能于敌人铁蹄蹂躏之下挣扎以至胜利光临，诚幸中之幸也。”

　　在抗日战争时期，宋棐卿也做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并有不少惊险遭遇。

　　他捐献飞机一架。抗日战争爆发后，宋棐卿在给他的小弟弟宋显勇写的信中说他愿意捐献一架战斗机，并让他保守秘密。宋棐卿捐献飞机的事，是在1937年，同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申庄(后改称为东亚公司上海办事处)会计窦景周在浙江杭州附近的笕桥机场办的捐献飞机手续。

　　他还捐款支援抗战。1942年，宋棐卿召集东亚公司会计部主任有宝山和东亚公司申庄会计窦景周到经理室秘谈，他们商量如何将东亚公司支援抗日的钱安全地交到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他们最后商定由东亚公司附设的新中商行将钱汇到东亚公司在上海的由东亚公司申庄注册的商号裕东行，再由裕东行通过地下钱庄将钱汇到重庆。由在重庆的极可靠的东亚毛线代理商把汇款交给在重庆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最后由张伯苓再把捐款交到国民政府接收支授抗日捐款的部门。宋棐卿通过以上办法为支援抗日捐款，躲过了日本军方的检查和监督。经手人窦景周大约半年汇款一次，直到抗战胜利。

　　尽管这些事情都是极秘密地进行，但宋棐卿也身陷惊险遭遇之中。

　　1943年，日军要中国人献铜献铁支援其侵华战争。7月19日，日本宪兵队进入东亚公司，命令宋棐卿把绒线车间的机器献给日本人。宋棐卿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日本宪兵队的无理要求。这一举动激怒了日本人，日本宪兵队以“破坏大东亚圣战”的罪名逮捕了宋棐卿和副经理陈锡三，并将他们押解到北平日本宪兵司令部。宋棐卿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只要能保住东亚公司的厂房和机器，其他一切在所不惜。不要为我个人的安危分散力量。”

　　宋棐卿、陈锡三被日军关押后，东亚公司董事长王雨生辗转找到日军军需司令前川少将，由前川少将出面疏通。东亚公司拿出了一些毛线、麻袋等产品给日军，事情才有了转机。最后，日本宪兵司令部以查无实据的结论撤销了扣在宋棐卿头上的“破坏大东亚圣战”的罪名。9月2日，宋棐卿、陈锡三被日军释放。

　　宋棐卿回家后，他的妻子李景芳看见他衬衣上有血迹，问他：“日本宪兵打你了？”宋棐卿不说。

　　在八年抗战期间，宋棐卿还资助和帮助了山东等地抗日爱国志士的抗日活动。他对自己的子女、亲属参加抗日活动都给予支持。宋棐卿的大儿子宋允泰投笔从戎，在重庆参军，当宋棐卿的妹夫崔锡章(在重庆担任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守土有责。”

　　宋棐卿的两个叔叔宋化恕和宋化宽分别在1923年和1924年病逝，他们的子女都由宋棐卿抚养和监护长大，宋棐卿的堂弟宋显德和宋显公在抗日战争中参军，宋显德是空军飞行员，在云南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东亚公司的慈善义举

　　山东省曾出了孔子、墨子、孟子等大思想家、教育家。宋棐卿自小受到仁爱、互助思想的熏陶，他不但是一位民族实业家，也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慈善家。

　　1930年，宋棐卿在家乡山东益都创办了徽五小学(宋棐卿的父亲宋传典字徽五)。1934年，在家乡宋旺庄又创办了晓春小学。1939年9月在天津创办了东亚公司附属东亚小学和幼稚园，东亚公司职工子弟都可免费入东亚小学和东亚幼稚园上学。

　　1945年12月22日，东亚公司董事会召开民国三十四年份第三次例会。出席人有董事长王雨生；常务董事资耀华；董事：宋棐卿、宋宇涵、陈锡三、俞君飞等人；监察人：杨天受、崔锡章。董事会上有一项临时提案，提案人是宋棐卿，他提案的内容是：为燕京大学及南开大学复校捐款，对燕大捐伪联币五百万元；对南大捐伪联币一千万元。东亚公司的董事会通过了宋棐卿的提案。

　　东亚公司还设置民众教育班(夜校),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除东亚公司职工可以参加学习外，社会民众也可以报名参加学习，由东亚公司职员任教员。

　　1939年8月20日，天津市洪水泛滥，宋棐卿指挥和组织东亚公司职工抗洪救灾，将洪水拒之厂门之外。东亚公司除了将受灾的职工家属用木船接到厂内安置好外，又救济了天津市区和郊县灾民五千多户，一万多人。东亚公司在未被水淹的高地(西康路西和现在位于汉阳道的和平艺术中学附近等处)供给灾民席子搭盖窝棚，同时还设立了三个服务处：施水处、施饼处、施医处，灾民凭东亚公司发的领饼证每人每天可领到大饼两张，灾民有病可在施医处免费治疗。东亚公司职工还为灾民踊跃捐款。

　　另外，自1936年起，东亚公司还对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圣功学校等大中学校的贫苦学生发放奖学金。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被封闭，教授失去了生活来源。宋棐卿对燕大的师生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

　　《我的梦》之梦醒

　　宋棐卿在抗战胜利后曾去重庆，向在重庆的张伯苓校长诉说在抗战八年期间，为了使东亚公司不被日军收为军用，他忍辱负重、想尽办法与日军周旋，苦苦挣扎直到抗战胜利的经历。张伯苓校长介绍他会见了正准备走马上任担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廷谔。经张廷谔引见，宋棐卿又认识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

　　曾为宋棐卿出资建设新厂房的孙桐萱，抗战胜利后升任国民党十一战区军长。1946年，孙桐萱派人向东亚公司商借巨款，被宋棐卿拒绝后，孙桐萱便恼羞成怒，控告宋棐卿“投敌附逆”，是“经济汉奸”，并要求清算抗战八年期间的租金和股息红利。1946年2月，宋棐卿被北平行辕派出的宪兵抓捕拘押起来。不久被保释出来后，经时子周等人的多次调解、斡旋，孙桐萱终于与宋棐卿握手言和。

　　宋棐卿写过一个东亚公司的发展规划——《我的梦》。在《我的梦》中，宋棐卿计划东亚公司创建十个厂。除了已建的毛纺厂、麻厂和化学厂外，还要建人造丝厂、纸厂、铁厂、印刷厂、山场(在北平西山筹建一个面积数千亩的、有水泉的山场。在山场种植树木、开办农林事业，兼作职工修养之地)等。在必要时创办银行和保险事业。在文化事业方面，要创办职业学校。在社会事业方面，要给品学兼优的贫寒学生发放奖学金。设立康乐站，负责帮助贫苦同胞谋出路。创设平民医院。

　　1949年4月21日，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少奇在王光美(刘少奇的机要秘书)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东亚公司。在东亚公司办公大楼的客厅内，宋棐卿将《我的梦》送呈刘主席。刘主席看后，对其加以肯定和赞赏。1949年4月30日，宋棐卿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明了他消除顾虑、扩大生产的决心，并做出了具体计划。刘少奇在5月3日给宋棐卿回了信，在信中对东亚公司扩大生产、增设新厂的计划加以勉励，并希望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继续努力，并指出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

　　1950年5月，宋棐卿去香港准备把香港分厂卖了，换外汇买机器，在天津扩建新厂。(1946年宋棐卿在香港购买土地，筹建香港东亚公司分厂。建厂资金是宋棐卿一手筹集的，香港分厂在1947年正式开工生产。)宋棐卿到香港后，香港分厂已经被某些人控制和掌握，宋棐卿想卖香港分厂的打算不可能实现了。就在宋棐卿在香港期间，他经常会接到匿名恐吓电话和信，警告他不要回天津，并威逼他去台湾。他一度想回天津，并买好了返津的船票，但却因病不得不滞留香港。在此期间，东亚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换东亚公司经理，宋棐卿在天津东亚公司便没有了位置，他也就放弃了返津的打算而想去美国。因宋棐卿在解放后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的政治身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不给予签证，他只被允许以过境的名义在美国逗留一星期。

　　1951年7月，宋棐卿辗转去了阿根廷。在阿根廷，他尝试办工业的努力都失败了。宋棐卿在阿根廷经济拮据，心碎梦破，四年后的7月17日，宋棐卿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