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公平贸易运动　中国或成最大受益国

　　2007年11月，香港乐施会邀请多家媒体赴菲律宾考察公平贸易，了解这一运动如何缓解国际农产品贸易不公正造成的影响，如何使包括菲律宾、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益。

　　“中国农村其实也非常需要公平贸易，如果它成为主流贸易方式，农民最多的我国当然是最大的受益国，但我不认为它能够成为主流，更为现实的可能还是要求发达国家降低农业补贴。”

　　菲律宾的农村房屋很多是竹制篱笆墙，再加上铁皮或茅草屋顶，这里的农民大多因为没有土地，要为大地主干活，家中的孩子又特多，贫困的状况不容乐观。

　　不过，这些年，至少有一群人的生活获得了改善，因为一些国际组织发起了一个名为“贸易要公平”的运动，而我国内地，也有因此受益的近万农民，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扩大。

　　贸易要公平

　　公平贸易有50多年历史，针对不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而来。公平贸易运动的发起者主张改革现行的贸易行为(尤其WTO框架之下的国际贸易)，要求发达国家废除对内的农业补贴，减少倾销到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避免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菲律宾出现公平贸易的组织和运动，始于1980年世界糖价大泻而触发的糖业危机，当时依赖糖出口赚取外汇的菲律宾首当其冲，大量蔗农破产，地主的蔗田被银行充公，20万工人失业。到1988年又发生世界性的咖啡危机(咖啡价格由每磅1.3美元，跌至每磅只有0.6美元)，菲律宾农民也受牵连。

　　现在农民不用担心上述情况发生，在菲律宾，公平贸易开始保护农民。基本操作如下：先由公平贸易组织贫困农民成立合作社，然后安排蔗糖或香蕉的种植，等到收获季节，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他们收购，然后加工、包装以及销售。颇像国内的“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式，但这里的“公司”被替换为非营利组织，而每年的产量都依据头一年或最近的订单，有另外的国际组织开拓市场和经营公平贸易商店。

　　每一件“公平贸易”商品都附有公认的“国际公平贸易卷标组织”认证标签，其中以公平蔗糖、公平咖啡最为熟知，此外棉花、香蕉片、巧克力等农产品通过公平贸易分销到全球各地(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大避免了“谷贱商农”的状况，正如在菲律宾内格罗丝岛上一家最大的公平贸易组织TATG一张宣传卡片上所印的“让贫困的蔗农和榨糖工人品尝生命的甜”。

　　公平贸易产品定价考虑如下因素：生产成本、生活费、认证费用、合理利润、有机种植补贴、质优奖励、地域差距。此外，一部分“社区发展基金”会被合作社提出来发展生产、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所有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保证健康和安全，不仅包括它是有机产品(不使用化肥)，也包括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享受基本劳动保障，让他们在安全和健康的条件下工作，符合男女同工同酬、不使用童工等要求。

　　公平贸易仍在惨淡经营，但认证、生产、销售、监督都已经形成规范，并逐渐扩大影响。在2005年，全世界公平交易的销售约为11亿英镑，每年成长37%。虽不到全球实体商品的百分之一，但公平交易的商品约占北美及欧洲市场的0.5%到5%，全球有超过150万人的弱势生产者直接受益于公平交易运动，另外有500万人受益于公平交易所资助的基础建设及社区发展计划。

　　目前，包括中国内地就有广西、江西、山西等地的少量蔗农、茶农也开始受益，中国香港有包括香港乐施会、公平栈等组织在推动，并且有为数不少的公平贸易商店。

　　公平改善生计

　　38岁的菲律宾人Parteuro，去年加入村子的合作社MOFAWA，获得低息免抵押贷款，改种了糖蔗。MOFAWA成立于2000年，最大功效是在2002年时，市场糖价才每公斤10~12比索，而合作社对口的公平贸易组织Panay Fair Trade Centre(PFTC)却以26比索的价格收购。

　　2003年，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炼糖厂，保证随时收割甘蔗，随时炼制砂糖——而以前，合作社得和其他蔗农一样运至私人的炼糖厂，那样不仅要多交费，还不能及时榨糖。糖蔗留在田里过久或收割下来几天后，含糖量会有很大降低。

　　由于PFTC的订单和加工能力都有限，只能吸纳村子里最贫困的一些农民加入合作社，其他没有加入合作社的一些农民还是要忍受炼糖厂和糖贩的层层盘剥——小规模的农户们几乎没有谈判筹码。

　　记者调查的另一个合作社是处在菲律宾另一大岛内格罗丝的MIARBA，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距离市中心三个多小时车程。

　　MIARBA用公平贸易社区发展基金购买了货车、拖拉机，架设自来水管，还建立了一个培训中心——几座竹制的房屋，除了成为村民的议事中心，也成为村民的培训中心，教授文化知识和农业知识。此外，还成立了医务室，提供一些最基本的药物，并为村民量血压和体温。

　　1992年左右，菲律宾进行土地改革，政府按市场价从大地主手中购买土地，然后低价卖给农民耕种，分期付款，30年后土地就属于农民自己。

　　但是由于大多数农民长期是贫雇农，收入非常有限，政府的低价田也不是每家都能买得起，也无法向银行贷款。最后由公平贸易组织提供免抵押贷款，并且帮他们与政府谈判，以合理价格从政府手中买下土地。最后，村子里一共买下75.73公顷土地，有82个受益人，每年收入的5%用于归还贷款，25年还清。2003年后，其中有12公顷的土地为公平贸易组织种植糖蔗，这样他们的收入会更好些。

　　未来不是梦

　　香港公平贸易组织——公平栈的创始人梁佩凤认为，世界糖价低是市场被扭曲所造成的，欧盟为保护其成员国内糖业，采用出口补贴、进口限制和国内支持等措施，欧盟的甜菜农民可以大面积地超额种植甜菜，而产糖商也有丰厚的利润。

　　2003年8月，梁佩凤去广西——我国产糖大省调查，并写了报告——《苦涩的糖──中国糖业面对的不公平贸易》，文中分析在2001年至2003年间，国际糖价的大幅下跌让广西的蔗农利益严重受损，以糖业为支柱产业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幅下降，最终导致公共产品投入不足，让更多的人得不到有效公共服务。她当时就很希望内地能够有更多与公平贸易组织对口的农业合作社成立。

　　实际上，即便到了今天，糖价有所上涨的情况下，我国糖业依然受到冲击。根据《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被列入“高敏感性商品”清单的糖到2015年，关税最高不能超过目前的50%(目前配额内关税税率为15%，配额外最惠国为50%)。

　　从长远来看，降低和取消“高敏感性”产品的关税是必然趋势，大量廉价的进口糖进入中国市场，将给国内糖业市场造成强烈冲击。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魏成平承认自由贸易中有不公平之处，“中国农村其实也非常需要公平贸易，如果它成为主流贸易方式，农民最多的我国当然是最大的受益国，但我不认为它能够成为主流，更为现实的可能还是要求发达国家降低农业补贴。”

　　“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目前扭曲的贸易方式，引入更加公平的标准，这当然需要时间，但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梁佩凤认为，人们的观念一定会发生改变，像二十年前的人们很少关注环境保护一样，而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谁又能否认二十年后人们也会普遍接受公平贸易呢？

　　除此之外，魏成平还担忧贸易是否可以附加条件，如果“反对童工、男女同工同酬”可以附加，那么其他政治条件是否也可以附加，这样一来，买卖就不再是纯粹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