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路径：中国皮都蜕皮记

　　节能减排一票否决制从今年开始正式实施，这也意味着以GDP为纲的官员考核体系在呼吁了多年之后终于得到修正。

　　修正的背后，是中国污染减排任务空前繁重。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的目标，也是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对全球做出的承诺。

　　为了实现目标，中央政府推出了包括财政资金支持、一票否决等一系列政策和行动，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所有的治污和减排都注定是严酷的，因为其实质是重新分配社会成本和价值。

　　在这场重新分配利益的战争中，公共政策、市场机制该有怎样的创新？治理污染和产业升级的途径在哪？资金从哪里来？怎样推动环保技术的研发和使用？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战争中，民间智慧不可或缺。如何因地制宜地形成新的制度安排，也是题中之义。

　　2008年是节能减排的关键一年。号角已经吹响，现在是集体寻找解决路径的时候了。

　　从排多少污水建多少污水治理厂，到根据河流环境容量倒推生产能力，这是“皮都”水头镇一个治污理念的大转变：环境优先取代了GDP优先。然而，无论对排污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而言，减少生产能力就意味着减少收入，这种转变除了从上到下的共识，更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

　　仅仅几年前，在温州西南的水头镇这个“中国皮都”，每天要处理的生猪皮高达1.2亿张。在处理过程中，每张皮都要用大量水加上化学物质褪毛、脱脂、软化、染色。然后这些含有致癌物质的污水污泥几乎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当地的溪头河。

　　不过几年，一河清水很快变成了粘稠的黑色，只能缓缓蠕动，其水质降为劣五类，散发着刺鼻的臭味。河，早已非“河”了。

　　污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破坏绝不仅限于当地，没有享受到制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却无端遭受污染之痛的下游居民甚至想以暴力抗争。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严酷的治污战争在县领导的带领下打响。

　　“我把乌纱押在这里了”

　　这一片地方不管晴雨都浸在污水里。镇党委书记姚宗纯头一次去那里，穿上了最好的一双两千多元的皮鞋，“出来就直接报了废”。

　　“我把乌纱押在这里了。”回首这3年，陈景宝一口饮尽满杯啤酒，杯子啪地墩在一家排档的桌上。

　　陈是浙江省平阳县委常委、副县长，2004年自邻近县城调来，主管水头镇治污。“一年前如果记者来，我们如临大敌。现在，你随便逛随便采。”他猛一挥手。

　　于是一头扎进了有“中国皮都”之称的水头镇。

　　这是一个位于温州市西南的乡镇，却有1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一条叫作溪头河的小河流经此地，汇入名列浙江省八大水系的鳌江。

　　此地的人与河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夹杂着厌恶与依赖、愧疚与放纵。河水给人们创造了财富，也留下了恶臭。

　　自从清朝时当地有人发明出一种可以将一张猪皮剖成3层的刀，制革技术便在这里世代相传。到1990年代初，一种名为转鼓的工具渐渐代替传统的手工生产，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竖起转鼓。到本世纪初，小小一个乡镇每天要处理1.2亿张生猪皮，成为全国最大的生猪皮革加工基地，生皮产量占全国的1／4。水头制革的年产值高达38亿，也由此贡献了其所在平阳县全县财政税收的1/3强，成为支柱中的支柱。

　　清澈的溪头河却随着水头的繁荣而失却当初的容颜。

　　制革业是水污染大户，每张皮都要用大量水加上化学物质褪毛、脱脂、软化、染色。大量的污水污泥几乎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溪头河，不过几年，一河清水很快变成黑色，粘稠得只能缓缓蠕动，刺鼻的臭味常常熏得人眼泪直流。每年的征兵，水头青年能通过体检的寥寥无几。

　　浙江环保联合检查组的检测报告显示，1992年，鳌江水系还属于二类水质，1995年恶化到劣五类。这是迄今为止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极限，标志着河流基本失去功能。

　　2003年，水头名列全国十大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和浙江省九大案件，限期在2007年11月前完成整改。

　　那时候，这里只有一片篱笆、女人与狗：制革人都是在河滩上用木头和油毛毡搭一个简易工棚，竖一圈篱笆，养几条大狗，女工们穿梭忙碌在一个个转鼓之间。

　　由于几乎没有排水管网，这一片地方不管晴雨都浸在污水里，村民们也习惯了一年到头穿雨鞋。镇上党委书记姚宗纯头一次去那里，穿上了最好的一双两千多元的皮鞋，“出来就直接报了废”。

　　水头人对此却绝口不提视若无睹，他们家里几乎都有转鼓。但是下游的村子却一个比一个愤怒。

　　陈景宝刚上任，下游麻步镇的二三十个村干部就齐齐找上门来，待到他第二天专门去镇上为此开会时，身为副县长的他在一堆村长、支书中间连头都抬不起来，“像是文革时开批斗会”。

　　村干部尚且如此激动，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可想而知，据说曾有人打算炸掉自来水管，也有人提议拦住水头车辆必经的道路。那一年，浙江省发生了四起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官员们个个提心吊胆。

　　回来后，陈景宝想了一夜。是对付群众，还是对付工厂？他的答案是后者，理由很简单，面对愤怒的群众，他抬不起头，可是换作工厂，他理直气壮，老板们却都理亏地陪着笑脸。

　　断腕：从事后治理到源头减排

　　平阳官员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清查风暴，总共出动了6万多人次进行扫荡式检查，而污水依然源源不断。“那排出来的可就是美元啊。”

　　此前几年，水头其实已经开始了一波三折的治污之旅。最初的思路与全国大部分地方目前依然盛行的治污思路相同——拼命盖污水处理厂，有多少生产能力，便配套建立多少处理厂。

　　早在1998年，平阳县政府牵头，建起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为了筹款，政府规定工厂都必须要为每个转鼓交纳数千元。

　　“头一次要为污水花钱，成本一下增加上十万，我们当然不干。”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一位制革老板说。加上污水厂建立中政府官员有腐败行为，水头老板们反应激烈，举着标语大游行。

　　有趣的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污水厂的“好处”——成为污水处理厂的股东后，一些并未经过环保部门批准登记的转鼓便曲线获得了生存许可。于是，形势急转直下，踊跃“入股”者众。

　　老板们自己盖起了3个污水厂，加上政府后来新建的，水头每日可以处理污水7.15万吨。

　　与此同时，拆除油毛毡与篱笆的浩大工程也开始了。水头的3000多个转鼓分属1200多家企业，被要求组建成165家。

　　到2006年，57万平米油毛毡被拆掉，一片片新厂房盖起来。可是尽管企业少了，他们却只是将转鼓搬到一起在一个企业名下进行生产而已。转鼓还是一样多，污水也丝毫未能减少，溪头河黑臭如昔。这时三年整改期限已过去3/4，平阳主要官员们急得常常睡不着觉。

　　正在此时，为了治理好全省八大水系中最糟糕的鳌江，浙江省邀请专家统一编制了鳌江流域的环境容量规划，并且决定按照规划来给沿岸市县分配污水指标。

　　出口被卡死，水头治污的思路被迫发生了一个大转折——按照环境容量来倒推生产能力。

　　经过专家们的测算与论证，结果令平阳官员们一筹莫展：按照省里分配的指标，依据目前的处理能力来计算，水头每天只能排放污水1.7万吨。这意味着，每天只能有几百个转鼓进行生产。

　　是将整个制革基地全部推倒重来，还是在现有基础上改造？思路刚刚确定，路线之争却又浮现。后来一算账，“没钱革命，只能改良。”

　　艰难的“轮片限产”开始了，水头的转鼓们开始排班轮产。那更像是一场猫与老鼠的游戏。平阳官员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清查风暴，总共出动了6万多人次进行扫荡式检查。至于在凌晨突然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去离县城一小时车程的水头突击检查，已成为陈景宝与环保官员们的日常作业。

　　所有的监管人员都疲于奔命，管委会的汽车两年就跑坏了，而污水依然源源不断。“反正河水是黑的，很难发现到底是谁在偷偷排放，”平阳县县长黄安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排出来的可就是美元啊。”

　　那年秋天，陈景宝去省里开会，他跟温州市、平阳县环保局长3个人在西湖边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削减转鼓。

　　平阳四大班子在常委会上为此争了起来。要知道，水头镇的皮革业每年贡献的利税达1.69亿，占全县财政的1/3强。削减转鼓，实际上削减的是随转鼓而来的GDP。

　　帽子的恐惧终究还是盖过了GDP流失的痛苦，平阳最终决定“壮士断腕”，停止再建污水处理厂，而是将转鼓削减到500只以下——当时，仅合法拥有排污许可证的转鼓就有3300个，这意味着，每7个转鼓必须关掉6个，削减比例高达86%。

　　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打架、“杀鸡”、摄像头、排污权交易

　　就在政府官员们努力制订一个平衡方案之时，民间智慧也在迅速闪耀火花，一个类似国际流行的排污权交易式的机制很快便自发形成。

　　“刚开始我们天天打架。”陈黎洁说。他是公安局督察大队长出身，五短身材，勇猛精干，自水头制革基地管委会筹建后，一直任副主任。

　　这几乎是所有人对那段日子的集体记忆，充满着中国式治污的辛酸与无奈。

　　在水头这块占地仅3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每天至少有50名环保局人员来回逡巡，发现偷排者则由公安部门进行拘留，因为制革污水中的铬是致癌物质。

　　平阳县环保局副局长陈贤星记得，有一年除夕头一天，环保局督察队还一直追到水头上游南雁镇一户人家家里，“就是要告诉那些人，政府这回动真的了”。

　　政府的确是动真的了，2006年11月5日起，水头制革全部停产，为了完成转鼓大削减。

　　谁的转鼓该被削减？大企业说要保大扶强，小作坊说要给公平的发展机会，每次开会，都是争论，常常一开就吵到半夜12点。“大家天天围着管委会吵来吵去。”当地一个制革老板董希国告诉记者。

　　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博弈结果，是人人平等，转鼓由此可以折算成指标。

　　平阳政府规定，每7个“红鼓”(指有证的3300个转鼓)可换整合后的1个转鼓指标，每家企业必须拥有12个转鼓指标以上。也就是说，若想获得整合后的生存许可证，必须拥有12个以上的整合后转鼓，即12×7=84个整合前的“红鼓”。而进入全县20强企业排行榜的，则7个“红鼓”可换2个转鼓指标，以示奖励与支持。

　　由于这些“红鼓”全都是合法转鼓，而且此前为了配合拆油毛毡盖厂房、建立污水处理厂等治理政策，企业已经投入不少尚未回本，政府要想再推进转鼓大削减改革，便不得不对被削者进行赔偿。一轮轮摸底与座谈之后，赔偿额度被确定为每个转鼓3万元。

　　要削减2800多个转鼓，加上其他支出，按环境容量完成治理约需1.435亿。而平阳一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3.5亿。

　　谁来支付治理的成本？官员们绞尽脑汁。幸好省里领导来视察数次后，深感水头治污之不易，愿意先由平阳贷款7000万，省里每年拨款1000万用于还款，至于利息则由浙江省与温州市共同支付。

　　剩下的缺口，落在了整合后的近500个转鼓头上。由于它们的继续生产继续着污染，每个转鼓必须一次性`交纳10.5万元。

　　就在政府官员们努力制订一个平衡方案之时，民间智慧也在迅速闪耀火花，一个类似国际流行的排污权交易式的机制很快便自发形成。

　　排污权交易(tradablepermit)是上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创造的一种治理全社会总的环境污染的最新机制，是指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允许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

　　在水头，这个机制是精明的制革老板们用来买卖转鼓指标的土办法。一些不愿再从事制革或者无力购买到84个转鼓的企业，纷纷将自己原来所有的“红鼓”出售，除了获得政府的3万元补助之外，有人卖了几千元，也有人卖了2万。有人当起掮客，也有人专门买进转鼓囤积居奇。

　　温州人圈子内部的高效又一次得到显现，一个月后，水头基地重新组建了39家企业，跟上一次整合完全不同的是，整个水头转鼓总数只剩下469个，每一个每天允许排放经过处理的污水30吨。到2007年7月1日，生产全面恢复。

　　是不是像过去的无数次治理一样，这次也只是风头上说一说，或者一场运动？水头人其实一直在观望，即使在停产期间，也有人依然在往黑黑的河水里偷偷排放污水，甚至埋藏暗管。

　　这时候，陈黎洁正衔命在顺流而下一段段清洗溪头河，不料清洗好的上游有一段总是时不时冒出污水。这一河段惟一的一个污水处理厂由在当地有名的大企业宝利所主导，但排污口却绕了很远设在尚未经疏浚的下游。一番权衡，陈决定明确将其排污口上移到上游清水中，一旦排出污水则清晰可见。自此，上游清水潺潺。不过时隔不久，宝利却在一次乱倒污泥时，被突击检查的陈景宝抓了个现行，遭到停产3月的黄牌处罚。“杀鸡总是能儆猴。”陈得意地说。如果说宝利一役显示了政府的强大决心，那么后来对另一家大企业侨信的处理则让众人服服帖帖。

　　侨信污水厂的主导者是一位极受当地人尊敬的制革老板陈钦雄，人称“老大”，是水头制革协会会长，在一次同行工厂的火灾中曾鼎力相助受到当地人交口相赞。但就在前不久，污水厂工人操作失误，导致一些污泥排放入河，尽管陈马上采取措施挽救，却依然同样被处以停产3月的处罚。污水处理厂一旦停产，与之相连的5家制革厂则别无选择只能停工。

　　“两次死亡法则早已经定下规矩，第一次违规停产3月，第二次就是关闭，”陈景宝说，“无论是谁，都要服众。”

　　这一年，水头所有制革企业工厂里全部安装了摄像头，管道上加装流量计，环保分局的大屏幕上可以随时进行监测。年底统计显示，水头制革每年静态损失利税1.5亿，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速15个百分点以上。同年底，水头基地通过省级验收，成功摘帽。听到这个消息，陈景宝的眼眶都红了。

　　1月8日看到，有些青黄但透亮的河水，在溪头河枯水时期有些干涸的河床中奔向鳌江，空气中闻不出异常。

　　产业升级

　　看到制革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头，卖掉了转鼓的水头人，纷纷做起了水污染更小、但附加值更高的皮带。现在，全世界每7条皮带中，就有1条出自这里。

　　更让平阳官员们意外惊喜的是，原本以为要过两三年才能挽回的税收损失，居然在同一年就达到了。

　　新的繁荣是由皮带造就的。2003年，水头皮带业总产值不过5000万元，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飙升到21亿，新增就业岗位2万多个，基本弥补制革整顿带来的失业。

　　侨信皮革公司的董事长陈钦雄就是这一奇迹创造者之一。他从1990年代初起踏足制革业，几年后已经站在皮具业的起跑线上，做起了皮带。到现在，皮带在他的公司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很快将成为支柱。

　　“要在方向与生存间踩钢丝真难。”陈摇着头感慨。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几年前，政府要求建污水处理厂时他投入了数十万。本轮整治中，政府又要求每个企业在将污水排向处理厂之前先进行铬处理，整套装置投入十多万。至此，每吨污水的处理成本已经从最初的0上升到5.5元。待到按政府要求建立的污泥焚烧厂建成后，这一处理成本将进一步上升到7元左右。与此同时，皮革的价格却未有多少增长，利润已降到5%左右，加上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能赚到的钱日益稀薄。

　　其实陈钦雄早就知道这一天将会到来。他定居海外的大哥是加拿大皇家科学院的海洋学博士，水头制革业起步之初时恰好回故里省亲，忧心忡忡对弟弟预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但陈对大哥的预言沉默，是因为除了制革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也许改变的时候到了。”他说。

　　像这样的转变，在水头比比皆是。看到制革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头，卖掉了转鼓的水头人，纷纷做起了皮带。到现在，全世界每7条皮带中，就有1条出自这个小镇。

　　为了引导产业转型，鼓励升级，平阳政府则在宏观调控地根紧缩的背景下，专门给水头镇划出500亩土地发展皮具工业园。

　　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一片阴影正在悄悄飘向新的繁荣：皮具业不是水污染大户，却会带来新的二氧化硫污染的烦恼，但眼下安装脱硫装置的皮具企业却没有几家。

　　溪头河的经历是否会在水头重新上演，水头的人们并不知道答案，但他们已经开始注意空气的味道与河水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