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转移 中国企业面临挑战

　　《21世纪》：沿海地区城乡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会不会优先向周边地区转移？西部地区由于发展启动晚，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都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当时的政策优惠，这是否会构成西部地区的发展障碍？

　　王小鲁：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区的一些地方，在过去也是农村地区，现在都已经城市化了。现在随着地价和工资水平的上涨，就会出现城乡间的优势转移。这就存在着继续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可能。例如珠三角地区的低附加值产业也许会向粤北地区扩散，苏南地区也许会向苏北地区扩散。但是西部地区也并不是必须等着那边扩散完了才会轮到自己。即便是和粤北苏北地区比较，西部地区仍然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向周边地区扩散和向西部转移应当是同时进行的。

　　东部地区在发展初期，投资条件非常优惠。现在国家的政策环境更加平衡，已经不可能让西部地区有那样特殊的条件，比如免税、免费土地、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等。这些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发展难度确实增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就没有发展机会了，毕竟还有要素成本的差距存在。政府如果能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加大力量，例如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腐败，那么中西部的比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隆国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已经有明显的政策引导，希望出现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转到中西部地区。但是，这类产业活动，从它到中国开始，它的区位选择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不是行政力量。市场会引导它到什么地方，是由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有着各种各样的成本差别决定的。对于出口导向型企业，不可能大规模的转向内陆地区，只有那些物流成本占整个产品价值相对比较低的产业可能有一部分会转移。会转到哪里去？更多的是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向欠发达的沿海地区。

　　从深圳的角度看，产业似乎在不断外迁，迁到哪？据我的判断，原来是从深圳到东莞，后来到惠州，再到汕头，那边还有雷州半岛，现在广西又提出泛北部湾的开发，广西的成本可能比湖南、湖北还低。这些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是面向国际市场，它要向海边靠。所以，这些产业还会在沿海地区，但在沿海有一个新的布局。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沿海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转型的速度有多快？大量的因素迫使低端出口导向型产业从沿海中心城市向外转移，如果转出的速度比新兴产业来的速度快，城市就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第二，出于更长远的考虑，过去的三十年，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内陆地区的经济，从产业关联上来说是不太密切，是“两张皮”。未来如果没有实现产业梯度转移，我们是不是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沿海地区产业和国外联系，而内陆区的产业是自己内向型发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21世纪》：制造业的内迁，实际上只是中国整体产业升级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课题已经成为沿海省份的战略性选择。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子先：关于中国制造的转型路径，首先是沿海产业高级化的问题，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本地企业参与程度，推动更多企业向加工贸易“前店”转型；更重要的是，沿海城市要考虑怎样让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以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顺应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加快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及整体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沿海中心城市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既是改变在国际分工中不利地位的需要，也是为内地腾出中低端产业、开展错位竞争的需要。而且，还是发挥沿海先导作用、加快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为此，要将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与转移作为战略性课题。可以像过去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一样，通过服务业的扩大开放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服务业的开放式发展，需要制度的创新，这需要顺应世界上特殊功能区向多功能综合型自由贸易区升级的新趋势，经济特区等有条件的特殊功能区要探索向规范的自由贸易区转型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举措。

　　隆国强：从全球生产价值链角度，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沿海地区产业的升级方向。就是沿着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从低端组装向上游的制造业延伸，进入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零部件生产、设计、研发，同时向下游各种生产型服务业延伸。

　　如果大量沿海的制造业转移到湖南、湖北，甚至转到重庆。生产型服务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中间合理的空间距离到底能够有多长？当然，由于IT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很多低端产业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大量的制造活动远离了沿海地区，很多服务活动也会跟着流失。比如说物流业，正是大量的制造活动的聚集，才带动了珠三角地区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银行金融企业也会追着客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