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成都女装引领时尚

　　薛涛的红绡道袍

　　唐代成都发达的纺织业为成都妇女赶时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都女装也成为一道时尚的风景线。

　　紫阳宫里赐红绡，

　　仙雾朦胧隔海遥。

　　霜兔毳(cui四声)寒冰蚕净，

　　嫦娥笑指织星遥。

　　九气分为九色霞，

　　五灵仙驱五云车。

　　春风因过东君舍，

　　偷样人间染百花。

　　长裾本是上清仪，

　　曾逐群仙把玉支。

　　　　……

　　从薛涛这首《试新服裁制初成》诗的描述中，可知薛涛把韦府赐的红绡裁制成了道袍，这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时装。唐朝帝王李氏集团为抬高自己的门第，自称是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后代，并极力护持道教。由此，从官吏、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学道成风。公主、妃嫔、宫女以及官僚士族的姬妾，也出家度为女冠。即使不入道观，女士们也以穿道袍为时尚。可见薛涛也是一个追求时尚的女子。薛涛所说的道袍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如同印染上了春神从天宫中偷来的百样花卉，别有一番风情。这种色彩艳丽、绘有花卉图案的道袍，在成都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花蕊夫人的《宫词》曰：“六宫一例鸡冠子，新样交镌白玉花。欲试淡妆兼道服，面前宣与唾孟家。”孙光宪《北梦琐言》称：蜀宫的妃子和宫女穿道袍“别为一家之美。”

　　初唐时，女士们尽管还是沿袭“上襦下裙”的服饰传统，即上穿窄袖短袄、下着紧身高腰长裙，以突出苗条柔美的身姿。不过，时尚女士还要将红绡之类的丝织品作纱巾披肩上，走起路来随风飘动，恍若“仙雾朦胧”中的嫦娥。自盛唐起，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从娇柔转向健硕，女子着装由窄袖紧身而渐趋宽松。时尚女更是不拘一格、追新求异，着男装、穿靴子、戴幞头、尚胡服胡帽、喜回鹘衣装。花蕊夫人《宫词》所说：“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中的回鹘装传到成都后，成都的女士多采用红色的织锦制成。

　　纱罗衫薄如蝉翼

　　薛涛在《试新服裁制初成》诗中提到的红绡，是一种薄如蝉翼的丝织品。薛涛所处的中唐，女士们特别钟爱用薄如蝉翼的丝制品来裁制袒领的纱罗衫。成都还有一种名为“轻容”的丝织品，也是裁制纱罗衫的珍品。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记载：“纱之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王建宫词曰：‘嫌罗不著爱轻容。’”尤其是贵族女子对用红绡、轻容裁制的纱罗衫极为着迷。无论是京都皇宫里的妃子、公主，还是在成都的有闲女子，往往不着内衣，仅以纱罗衫蔽体。透过薄薄的轻纱，胸脯、臂膊的肌肤隐然可见。权德舆《玉台体》诗中描述到：“隐映罗衫薄，轻盈玉腕圆。相逢不肯语，微笑画屏前。”武元衡《赠歌人》诗也写到：“林莺一哢四时春，蝉翼罗衣白玉人。曾遂使君歌舞地，清声长啸翠眉颦。”可见唐代女子一改《周礼·内则》所规定的“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所形成的传统，而是《旧唐书》所说的“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尽量的透和露，突显浪漫风情。

　　在成都，这种极尽透露的纱罗衫至到后蜀仍在流行。孟昶时的宰相欧阳炯在《浣溪沙》里写到的成都女子：“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肤肌。”周昉《簪花仕女图》中戴着特大花朵的仕女也是只着薄如蝉翼的纱罗衫。王建《织锦曲》说：“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着单丝罗。”成都出产用来制作纱罗衫的丝织品，不仅满足本地市场，也大量地运往京都。蜀中生产的绫罗锦三项，包括民间和贡品，每年都在数万匹。前蜀灭亡时，库存“纹、锦、绫、罗五十万匹。”后蜀降宋，府库“轻货纹谷”搬运宋都，每四十人为一组，从成都至开封，沿途转相传置，历经数年，才将孟氏储存运完，可见数量之巨。

　　成都名牌碧罗裙

　　“今朝纵目玩芳菲，夹缬笼裙绣地衣，满袖满头兼手把，教人识是看花归。”薛涛这首《春郊游眺寄孙处士》提到的夹缬笼裙同碧罗笼裙、石榴裙、间色裙、绣裙、画裙、百羽裙一样，也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裙子。夹缬笼裙、蜡缬笼裙、绞缬笼裙统称为蜀缬笼裙，或简称缬裙。蜀缬笼裙和碧罗笼裙都是唐代成都的名牌产品。碧罗笼裙是成都织锦工匠发明“镂金”技艺，在蜀锦上镂金为花织成。蜀缬，即染色后呈有花纹的丝织品或布料。唐时朝野皆喜蜀缬。唐德宗的宠妃韦氏就喜欢穿蜀缬袍服和裙子。蜀缬主要有蜡缬、夹缬、绞缬。蜡缬，也就是蜡染。夹缬，是以木板刻成镂空纹，放在丝织品或布上，涂刷石灰豆浆后，再放入染色浸染。绞缬，将成段的丝绸、布或衣裙成品，按预先设计的图案折叠花样，用线固定或结扎起来，在染色中浸染后晒干便成。

　　“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人世不思灵卉异，竟将红缬染轻纱。”薛涛《海棠溪》描述了小溪岸边海棠花盛开，犹如春风送来片片彩霞。落英缤纷，散满水面，鱼儿在水面嬉戏似乎在花丛中穿行。海棠花树下，是织纱女漂洗凉晒的红缬。看上去红缬仿佛在与有着"花中神仙"之称的灵卉海棠花比美。薛涛的《海棠溪》从一个侧面再现了当时成都蜀缬的生产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