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给我们上了贸易课

　　“中国数字”依然难产

　　“信息不对称、过于依赖美国农业部预测数据，而该数据又往往不准确，这是导致中国企业吃亏、直至发生大豆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但既然美国农业部数字不准确，中国企业为何还要以此为判断依据？曹会长回答“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数字。”

　　不过，好消息是，目前由该协会正式启动的数据统计系统，有望解决这一困境。但坏消息是，因为工程费用完全来源于协会会费收入，协会财力有限，所以，数据发布实行“有偿性”，即只对会员公开。

　　如果“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

　　美国人提醒：迷信单一数字是“商业大忌”

　　在美方代表团召开媒体见面会的最后一刻，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才出现。曹会长的出现令在场的国内媒体颇感意外，因为作为美方的专场媒体见面会，最初的人员安排中没有中方代表的名字。另外，即使曹会长要出面，也应该是在第一天，即出席美国大豆协会和大豆基金会的见面会，而不是CBOT的见面会。

　　“邀请曹会长出席，是临时决定。而曹会长也是在我们极力要求下才答应的，”媒体见面会的组织者透露说。

　　会后媒体私下分析说，也许是因为面对中国媒体“不留情面”的质疑和追问，美方认为有必要请中方代表出面，表明中方“看法”。

　　曹会长一出场，首先表示，2004年的大豆危机已经过去，已不是什么新话题。当时媒体炒得一塌糊涂，但现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不值得炒作了。目前重要的是如何总结危机产生的原因，如何进一步加强我们行业的锻炼，提升行业的解决危机能力。

　　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是，目前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大部分都是根据美国农业部每年发布的市场信息和预测，作出采购计划和决定。“但美国农业部的预测往往不是很准确，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就难以做出正确判断。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不仅大豆，其他农产品也存在同样问题，”曹会长说。

　　但对于中国企业对美国农业部数字的依赖，美国大豆协会的雷天龙先生评价说，对于任何一家美国的大豆加工企业来说，他们绝不会仅仅依赖于美国农业部提供的预测报告。一家美国加工企业可能平均拥有4-5个专门的咨询机构，分别就合同事宜、中国和拉美地区的当年收成等向他们寻求咨询意见。甚至很多美国公司还拥有专用的气象服务，而不仅仅享受政府提供的气象预报。所以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而影响市场的因素本来就很多。

　　“对于中国企业和进口商而言，美国大豆协会只是个桥梁。如果希望得到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包括现货市场和芝加哥期货市场，就像日本、台湾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企业那样。”他建议说，“而一旦直接进入美国市场，中国的进口商就会对美国的市场、美国的系统、美国信息的可靠性等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些方面做到了，那么关于美国农业部数据准不准等很多疑虑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他说。

　　“中国数字”有望问世

　　既然美国农业部的预测数字不可信，中国企业为何还要坚持采用？“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数据，”曹会长回答说。

　　那么，中国农业部为何不能像美国农业部那样，定期向国内外市场发布预测数字？“对其他机构我没有权力评价，”曹会长说。

　　曹会长在提供了一连串的无奈回答之后，还是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最近，国务院已经授权土畜商会，承担美国农业部发布大豆产供销等相关信息的职能。

　　“我们商会目前已经开始正式准备工作。”曹会长透露说。

　　不过，目前的数字搜集工作难度很大。如中国大豆的年产量，从没有一个机构真正全面深入地调查过：中国大豆耕地有多少，农民播种面积有多少，有没有自然灾害等。不仅每个省都要调查，还要一个村一个村的调查。

　　需求量和购买量的统计，难度更大。美国的做法是，贸易商购买大豆、签订合同的数量，都必须向美国贸易部如实报告。而美国贸易局也会定期发布统计数据，如今年签了多少、几月份交货等。但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制度化。

　　曹会长还介绍，该系统目前实行会员制，即自愿加入的方式，“目前已有会员100多家”。

　　会员制，意味着数据系统只对会员开放，而不是向全社会、全球免费和公开发布。原因是“因为土畜协会目前所有费用都来自于会费收入，数据开发系统财力有限，”曹会长说。

　　中国“数字牌”会因“财”夭折吗

　　与中国行业协会的费用来源不同的是，美国大豆协会的费用来源有两大部分，即直接来源于美国农业部和美国大豆基金会。

　　美国农业部的资助显然来自政府财政收入，但大豆基金会的费用来自何处？“来自大豆销售价格提成，”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尼尔·布雷迪霍福特说。

　　在美国，规定每蒲式耳销售价格的0.5%要上交给美国大豆基金会，作为强制性缴款，每年征缴的基金超过8000万美元。这些资金的用途选择，以帮助提高大豆种植的效率、可行性和盈利率等为目标。其中很多用途都是直接服务于国际客户的项目，为全球购买美国大豆的客户服务。所以，美国大豆种植农户为自身利益，也做了大量的投资。

　　如早在1982年，美国大豆协会就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目前的工作人员已达19名。现在又在上海开设了第二个代表处。各地分支机构和人员配备的费用来源，都来自美国大豆基金会的基金和农业部的资助。

　　某种意义说，美国大豆协会等作为行业代表，能够为争取和维护美国大豆种植者利益而不遗余力，除其令人钦佩和叹服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外，还有其背后强大的财力支持，

　　对比之下，中国土畜商会所有费用仅限于会员会费，因此资金来源渠道少、数量更有限。在此有限的财力情况下，商会承担行业协会的服务职能都受限。现在，中国政府将开发大豆数据系统的职能确定给商会，但商会现有财力水平下能真正承担起来吗？即使在美国，该职能也是由享受政府财政预算的农业部承担的。

　　一个多方期待的、寄希望于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参考依据的、并借此发挥中国因素对国际市场影响力、从而“参与”国际定价权的中国“数据牌”，会否因“仅供内部参考”而丧失其国际贸易舞台上的身影？

　　其实，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之所以能“左右”国际市场，首先是因为其免费向全球公开发布。如果“中国数字”因为费用问题而自我限制，无疑于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自杀”行为。激情满怀要参与国际定价权的宏大志向，又从何谈起？

　　资料：

　　“大豆危机”事件回放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于是，CBOT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创下近30年来新高。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

　　但随后，2004年4月开始，国际大豆价格快速回落，跌幅近50%。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