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彻：韩企撤离，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

　　从去年下半年起，媒体便屡见有关在华韩资企业管理者不告而别、甚至“夜半逃逸”的报道。韩国进出口银行2月12日发表的题为《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的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07年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2.5%的企业(206家)已经非法撤离，尤以2007年的情况最为严重，非法撤离的企业多达87家，占撤离企业总数的42.2%。

　　根据韩国工商协会的调查，韩国企业非法撤离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清算程序繁琐”、企业需要补充缴纳土地使用费及减免的税款，以及“地方政府不予协助”。各种调查还显示，除了不辞而别的韩资企业，更多的外资企业也已经或正在考虑合法地撤离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甚至索性撤出中国。

　　这些现象折射的正是中国必须正视的问题：如何面对生产成本上升所推动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如何利用外资撤离提高开放质量并推进产业升级。

　　事实上，非法撤离的韩资企业主要集中在首饰加工、纺织和皮革生产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人民币升值、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或多或少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工人工资上涨、外企税制改革降低了对外企的优惠程度、控制污染的要求更为严格、生产资料价格高涨等因素，都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上述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成本的变化恰恰最为敏感。“夜半逃逸”自然绝不合法，但撤离中国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一国要素成本将会相对快速地上升，国际资本也将随之不断转移到其他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某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伴随着产业转移而兴盛或衰退，以及某一国家内部各种产业先后兴盛衰退的“雁行”形态，最佳的例子正是二战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及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竞争力变弱的生产技术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而到了八十年代，在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纷纷转移到中国大陆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各国。二十年过去了，人均GDP已超过一千美元的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也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在鞋帽、衣服、玩具、日用品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很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变成“越南制造”或“柬埔寨制造”。

　　这一轮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的外资转移，或者更严格地说，低端外资项目外迁的现象，从更大的范围看，反映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正在加速的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产业转移浪潮。

　　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地吸引外资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该欢迎外资调整在华投资战略，从单纯利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甚至知识密集型产业；由单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与单向投资模式，逐步转向生产基地与销售、服务、投资相结合的横向一体化投资以及上中下游产业项目联合的纵向一体化投资。而在努力规范与简化外企撤资手续和程序的基础上，对于那些以中国工人的血汗、中国环境的恶化、中国税收的流失为代价不顾一切牟利后不负责任地撤离的外资企业，我们更应该在曝光其恶劣行为、追查其法律责任后，欢送它们离开。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在中西部地区改善招商引资环境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并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按知识经济与技术经济的要求改变劳动力结构，投资、培育与储备人力资本，通过产业配套、研发配套、延伸产业链，以高水平的自主产业创新与升级能力有效避免国际产业转移可能为中国带来的“产业空洞化”的痛苦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夜半逃逸”的外资企业，因为它们证明了由成本上涨所推动的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残酷无情，并用自己的行动使作为其目的地的下一站警惕它们不守信的短视与浮躁、不守法的自负与傲慢。基于个体考虑而做出的决策却往往扎堆形成一种集体性的无序溃退与信任危机，也可能恰恰反映了某些民族的素质与国民性。

　　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也应以此为鉴：利用廉价劳动力与优惠措施获得的短期利润将可能使自己不思进取，耽误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企业转型的最好时机，最终低附加值的产品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最低端，甚至在不断被动地搬迁挪移中被淘汰出局；而个别外企以不遵守他国法律、不尊重契约精神、不履行合同承诺等方式完成转移与外迁的“市场化”与“理性”行为，将令其在国际分工中信誉全无。非法逃离的外企在企业信用、产业口碑、国家形象等方面付出代价，同时也给我们自己上了深刻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