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遇企业破产潮：青岛韩企撤逃调查

　　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韩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为111万美元，比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胶州对外经贸局的一位副局长说：“先前不论企业大小，引进来再说的做法，早已经过时。现在所看到的韩国小型企业主要是历史遗留产物。”

　　早在2004年，山东省外贸厅厅长周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出：“韩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欧美，这个领域层次更高，资源更丰富。”

　　袁晓莉教授长期关注东北亚经济交流，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在青岛下辖区县对外资企业进行过深入调查。她认为应制定“外资准入制度”，在对外商投资的审核中，宜设立“三道门槛”——控制小规模传统制造业项目审批；控制环境污染项目；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

　　她介绍，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城市“十五”期间就提高了引进外资的门槛，将污染重、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外资拒之门外。如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劳动力需求量超过8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退税额过高的产业以及高污染产业，一概拒绝。

　　韩方似乎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带领对华韩国经济使节团而访问中国的大韩商会会长孙京植2月17日对韩国企业提出警示：“应该关注变化的中国市场，并根据这种变化修改进军战略。”

　　“中国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们应该着眼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抱着和全球一流企业竞争的决心进军中国，如果认为适当生产便宜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即可，那么十有八九会失败。”

　　韩国人离开之后

　　事实上，青岛韩国大型企业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工人争着抢着要去。但韩国的小企业在青岛民间一直饱受争议。

　　长期为韩国商人代理企业事务的朝鲜族人姜申说，韩国一些小老板素质并不高，有些人小学还没毕业，在韩国挣了些钱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国山东淘金。而老板个人风格则主导着企业特点。

　　有一次，他给一家韩企做货物代理，到公司与企业管理层见面。办公室就在一个铁皮屋里，交谈过程中一滴水从屋顶上渗下来，不偏不倚地落进咖啡杯里，而一屋子韩方人员看到了都若无其事。事后，姜申就警告自己的生意伙伴，一定要小心这家企业的信誉。果然不久后，这家企业就因拖欠货款，被中国代理商告上法院。

　　在金石善看来，这次一些韩资企业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给韩国商人的信誉雪上加霜。尽管他觉得韩企撤走实际上不会给当地留下多少麻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拖欠的薪酬买单。在烟台，由于世刚纤维的撤走，区政府向1200余名劳动者支付了近200万元的工资。

　　在青岛已生活四年的李炳直课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这个事情上，他希望中韩双方都能理性看待，他说，韩国政府正在拿出一套方案，今后将由中小企业厅负责对韩国老板们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则将由韩国政府与中方协商如何缩减清算手续。“法律上外资企业进行清算需要9个月，而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两到三年。”青岛市外经贸局韩国处处长吴日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青岛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网上清算中心，帮助韩国在华企业能够轻便、简捷地办完撤离前的手续。

　　然而，在青岛城阳区的南疃和洼里，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大批工人正在转移，在城阳的青岛义恩服装有限公司门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启事上用了硕大的标题——“我爱你们”。

　　以前这里人头攒动的工人正在向山东内陆的济宁和荷泽进发。在城阳和胶州招工中介的市面价格已经上涨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阳区北边的即墨市，现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来熟练的缝纫工。

　　冷清的街道上，众多韩式餐馆的转让横幅在料峭的寒风中抖动。夜里十点过后，夜总会门口也见不到拥挤的韩国老板，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开始怀念为几块钱打的费讨价还价的韩国客人。傍晚，王源海时常开着他的面包车在流亭镇上转来转去，他希望老丈人的生意尽快好转。

　　章朝华对韩企的突然撤走同样十分悲观。青岛市目前有物流企业1400多家，而韩企货运总量占到起码一半的份额。“明年估计会有十分之一的物流企业陷入困境。”章朝华说。

　　不过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