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基因之变：必须保卫义乌

　　这里吸引了总数超过1万的欧洲、非洲、美洲、东亚、西亚的商人在此定居，仅在靠近国际商贸城的街区，就有超过20家咖啡馆、阿拉伯大型餐馆以及数不胜数的甜点面包店。在2005年10月，义乌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被公安部授权可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县级城市。

　　对于萨阿德来说，义乌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这里提供着众多在中国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特殊服务——你可以在义乌200多家银行取款，无论金额多大，均不需要预约；专业的搬迁公司可以让你的工厂在一天之内变换场所；专业极度细分的职业买手能告诉你最细微的零部件在哪里生产质量最好和成本最低。这里甚至还有一个700余人的“民间镖局”，记时收费，可24小时提供贴身保镖服务。义乌警方还开通了英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语种的接警服务。“我敢提着装满人民币的黑色塑料袋去买任何东西。”萨阿德提到义乌的安全性时说。

　　但是，义乌——中国70%的饰品、50%的胶带和拉链以及全球最大的织带、吸管和电子钟表的超级制造商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它以廉价制造和快速贸易而起，却又急需摆脱类似模式的效仿者的追赶。这座世界之城，能否成长出真正具有国际化变异后基因的超级公司？

　　“副作用”

　　活力十足的小型厂商和贸易商散布于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依靠血缘、资金、长久的人脉资源和经验积累来达成交易的默契和信任。“我们很少签订正式的合同。”义乌依洁饰品公司总经理刘林说。刘在义乌城西拥有自己的工厂，每年花50万元租下义乌国际商贸城一间小小的摊位，依靠大量出口贸易生存。

　　每当业务员眉飞色舞地告诉刘有潜在订单客户之后，他通常喜忧参半，首先想到的是要评估可能的恶意欺诈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自己的承受能力。“多数人都存在侥幸心理，有太多的人被骗。”刘林说。恶意欺诈的外商多数以中东和非洲居多，他们以巨大的订单为诱惑，然后等货物到岸查收后就销声匿迹。

　　不良客商能够得逞的原因就在于，义乌商人很少使用银行担保和全款发货的方式，甚至很少签订标准合同。在他们看来，银行信用担保过程不仅繁琐而且费用高昂，多数外国客户出于成本的考虑又不愿意将大约5%的利润白白送给银行。对于中小型义乌商人而言，每一次外单生意都可能意味着冒险。“你很难为几万美元的纠纷去骗子所在的国家去调查诉讼。”刘说。

　　对依靠庞大的出口贸易而迅速膨胀起来的义乌来说，这样的恶意商业欺诈似乎是必然的一个“副作用”。仅2006年，义乌市公安局就受理外贸诈骗大案27起，涉案金额数以亿计。金华市力明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潘自力就是这类受害者之一。一次，一名关系谙熟的西亚人谎称自己希望预定特殊图案的5000条棉被和毛毯，潘象征性地收了一些定金后就开足马力生产，结果在发货后这名西亚货商人不见了踪迹。另一个差点上当的经历是，一家伊拉克外贸公司试图从他那里预定上千件床上用品，但当他登门拜访时却发现这家所谓的外贸公司在华办事处连传真机和电话机都没有。

　　除此之外，更让潘自力和刘林这样的义乌商人明显感到压力的是，他们必须应对日益国际化的义乌所带来的新成本——房租每年都以数倍的惊人速度上涨。以潘所在的义乌宾王纺织品市场为例，2002年时房租不到3万元，而去年则飞涨至18万元，而且房东还要求在期满之后上涨到30万。在义乌，甚至催生了专门的炒铺专业户，他们将手中的商铺联合积聚起来，漫天要价，在寸土寸金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一个9平方米的标准摊位每年只需要缴纳不到2万元的摊位管理费，而转租金则高达50万元，强势的摊主不会和租赁者签订正规合同，甚至连收款字据都不打。

　　事实上，经营环境的恶化正透支着义乌的竞争力，而一些潜滋暗长的邻近城市正试图替代义乌的地位。比如江苏南通叠石桥家纺城以及与义乌近在咫尺的东阳市东方世贸城等。潘自力透露，宾王市场已经有数百名经营者准备集体搬迁，主要原因就是义乌竞争激烈，市场经营无法弥补各类费用的上涨。

　　但在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副总裁孙永富看来，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义乌从地摊货、大路货转型为中高端的产业迁徙过程中，这类产业转移是良性的。义乌国贸商城在招租的时候特别安排了国内外知名品牌摊位的相对低价进入。“我们希望引入强有力的竞争者形成鲶鱼效应。”孙说。

　　国际化基因之变

　　被国际化改变了城市基因的义乌的商业传统得益于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这里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雄峻的山地地貌又使得通向内地的道路十分艰难。义乌人别无选择，只好绝处求生，农闲时节，农民肩挑货担，手持拨浪鼓，携亲结邻，叫卖本地红糖，俗称“敲糖”。1980年代初，政府发放了1.2万个“临时许可证”，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敲糖帮”。“这实际开放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准入禁区。”义乌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龚淑娟告诉《环球企业家》。这正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能量来自底层而不是上层，源自个人与家庭而不是政府的计划经济。

　　起初，伴随着义乌“挣脱政治禁锢”的快感与痛苦的是无所依靠的失落。这块封闭的区域看上去死气沉沉，它既不是港口，也不是陆路交通枢纽。浪莎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翁容金至今还记得，他十多年前在火车上站了60多个小时去新疆卖袜子的往事。翁是这个城市的传奇人物之一，以两台绣花机加工承揽袜胚的小作坊起家，5年之后就传奇般成为袜业大王。

　　翁对义乌情有独钟：“我可以把十打袜子发到中国的某个县级市场，也能在三天内将出口集装箱装货出关，这种发达的物流系统在中国其他任何市场也无法做到。”在他看来，义乌作为一个城市标本的价值不是它成为一个企业家可以放胆打拼的市场，而在于“它是一个全社会可以共享的市场”，翁告诉《环球企业家》。生产厂家围绕这里的市场风向能够马上组织生产和进行新产品研发，流通企业则进行极富创造性和效率的组织运作，而公用设施和服务的提供者则能从巨大的客流中获得商业利益。

　　翁就像是一位超级簿记员，他以数字考核的方式在公司全面推行标准化的日常管理：将每一项成本都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尽管如此，翁依然忧心忡忡，在过去的一年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至少30%，石油价格的高居不下则折损了20%的净利润，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幅度的降低则更是雪上加霜。去年，他不得不大幅砍削利润微薄的来自沃尔玛的订单，从2005年的300万美元降至去年的220万美元。

　　翁并不想与沃尔玛决裂，他的下一个设想是在沃尔玛以纯自有品牌的方式进行销售，并以设计和高科技提升产品附加值，比如售价高达380多元专门为静脉曲张病人特殊设计的治疗袜。“袜子还没有全球性的行业品牌，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机会。”翁说。

　　义乌的国际化氛围也让浪莎这样的本地企业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思考。翁开始越来越多的环球旅行，有时是为了发掘和聘请国外设计师，有时则是考察市场。翁对斯里兰卡、缅甸、越南等地的产业转移专门开展过专题研究，在他看来，那里只有简单的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在其他方面无法与义乌竞争。浪莎先前在俄罗斯和迪拜等海外市场建立了办事处，现在已取得巨大收益，比如在俄罗斯浪莎已有1000多万美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20%。不过，在浪莎集团外贸部经理路成伟看来，身处义乌而能享受到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市场，有市场就有客户过来，“这无形中帮助我们节约了可观的开拓海外市场的隐性成本”。

　　这样的全球化冲动，也源自于及早觉醒的义乌商人希望早日摆脱与群起仿之的其他廉价制造商的纠缠。在距离义乌不远的诸暨，凶猛的袜子家庭作坊比比皆是：数十家制造商联合生产一种商品，分别提供各个环节的协作，“接单”的家庭负责协调各环节及利润分配，对浪莎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挑战。

　　另一个深受其扰的是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这家公司占据了中国市场40%份额，堪称饰品业的标准制定者，施华洛世奇是其在全球最大的客户，它拥有300多名顶尖设计师，每天推出120多个饰品款式。但是，周晓光每天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与义乌其他4000多家作坊式的饰品制造商竞争。她必须依靠速度和规模取胜：其产品生命周期通常只有1个月。在这家工厂周围遍布的觊觎者可以在新光新品上市不到一周之内将仿制品推向货架。而对周来说，如此多的新品使得申请外观专利的工作量以及耗费的时间都变得极其庞大而不切实际。新光甚至自己“培养”了700多个竞争者：那些离职员工都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与之贴身肉搏。“你可以抵御大象的进攻，未必能够对抗蚂蚁。”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告诉《环球企业家》。

　　这也像是对义乌这座城市命运的耐人寻味的暗示：经历了过去一轮高速成长和国际化教育后，义乌能否摆脱旧有模式，真正获得内生性增长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