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将会有哪些新议题？

　　时值全球通胀压力加剧，世界经济动荡之际，一年一度的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将于6月17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拉开帷幕。除了传统的金融开放度、监管透明以及产品质量与安全以外，近期中美货币走势、以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危机转折无疑将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走势、全球通胀压力下金融经济体系的稳健性将是本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应着重探讨的对象。

　　始于2006年12月，历时逾3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重在为中美政府高层构建一个面向长期经济合作的对话平台。从前三次对话的成就来看，中美双方的确从战略对话中取得了不少的有益的经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双方共同关注的利益共同点上达成了许多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决议，如产品质量与安全规范的国际标准化等；同时也在双方有所争议的领域得到了有效的沟通和谅解，如人民币升值问题方面，中国采取了渐进可控式的升值路径，而美国政府也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也正是基于此功能与定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才能够长效有序的维持下去。并且从目前来看，依然是中美双方政府高层有效沟通对话的主要平台。近年来中美双方所共同关注，或有所冲突的热点话题均能在此平台上开诚布公的探讨协商。

　　从目前来看，当前中美双方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与冲突的热点主要可以归纳为“老问题、新困难”。如以能源为代表、包括原材料和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问题，事实上在2006年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之前就已经产生。但是时过境迁，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已不再是简单的单一商品价格问题，而是演化为实质性的全球通胀压力，并且在这种压力之下，各国政府均面临着同样的货币政策困境——也即经济发展与货币稳定之间的权重平衡。

　　此外，中美金融争端的主要着眼点——两国货币汇率之争也出现了新的转折。人民币连续数年升值之后，对中国出口布盟，尤其是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如纺织、家具等行业的抑制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从政府促进就业、保护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否继续加速升值需要重新考量。

　　而与此同时，美国为转嫁国内次贷危机的紧缩影响，利用其美元“世界货币”的优势，通过连续大幅降息、放任美元贬值等措施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压力。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外来流动性的泛滥，如亚洲新兴市场在2006-2007年度证券市场的过度繁荣，直接导致了越南等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同时也助长了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以美元计价的涨幅与真实需求的上涨已完全脱节，这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新的“金融危机”爆发点。一旦大宗商品市场出现类似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同样的崩盘，那么这将不仅仅是美国一国的危机，而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如何应对全球性的高通胀压力与美元汇率的走势将成为此轮中美双方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但是依据以往对话成果的惯例来看，中美之间主要是就一些共同关注的长期发展问题达成共识，而对于短期不能形成一致的问题则采取搁置的模式。如此来看，中美双方同为能源价格上涨的受害国，就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将不存在障碍。而在中美汇率冲突上，虽然美联储强调现在主要关注的是高通胀压力。但是事实上美国的通胀压力，相对于发展中国家10%，甚至20%以上来说，依然在绝对数值很低的水平。全球通胀的压力主要仍然由发展中国家低端制造业消化的情况下，想让通胀压力相对较小的美国放弃经济增长的机会似乎仍然存在疑问。

　　而美联储在历次降息之后均出言不再降息救市，实际上却屡屡出尔反尔。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下，我们很难仅根据伯南克的含糊其辞而判定美元即将完全重返升值。况且次贷危机并未出现痊愈的迹象，甚至有相当部分人士预测更大的危机仍在潜伏之中。在此时很难说美元的走势不出现较大的反复。

　　中美高层战略经济对话为双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对话机制，但是其内容主要仍局限于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话题，并且最终对谈判成果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双方经济局势的变化。因而我们期待中美双方在对话中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这种可能性依然受到现实的局限。(作者为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