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变迁

　　即使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放松贸易政策呼声上升的今天，我们仍然不可忘记，巨额贸易顺差依然是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表现，不仅由此转换而来的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和通胀压力输入的主渠道，而且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量可能让我们面临更多的房利美、房地美危机冲击。

当我们讨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转向之时，我们必须明确，即使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到我们必须放松贸易政策，我们解救的对象也只能是符合产业政策、就业目标的出口，而不是对所有出口部门普降甘霖，不是解救贸易顺差，更不是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

贸易政策目标

中国贸易政策的政策目标是多元、多层次的，在根本层次上的目标有长期和中短期之分。在这个全球化经济的时代，中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等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不断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改善本国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达到上述根本目标，中国贸易政策长期目标是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提升，这是决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信奉李斯特的箴言：“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中国贸易政策的中短期目标是维护、促进国家稳定。这里所说的“稳定”，在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涉及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在从属层次上，有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等目标。

中国贸易政策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国家政策，必须具备足够的稳定性，否则将不必要地给市场参与者们带来额外的困扰；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策，必须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经济走势的变动而适时调整。

正是在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上，我们面临这样的困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深刻转变包括外贸在内的经济发展战略，赋予结构优化和提高效益更高的权重；而在这些政策业已实施一段时期之后，目前遇到了有可能进一步显著恶化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致使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在此时此刻面临更加尖锐的“增长”与“结构”抉择。

贸易政策选择

2005年，世界银行按照汇率法对世界各国人均收入，其中偏低中等收入国的平均国民人均收入为1746美元，我国2005年已经达到1740美元。而且，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一国进入或接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后将出现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跨越低收入“贫困陷阱”而形成内在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动力，出现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二战之后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这种局面，我国也有望同样如此继续保持10～20年的高速增长。另一个是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变化覆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就业结构等各个方面。

在新发展战略下，与10年、20年前相比，当前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对外贸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不考虑国际政治斗争问题，仅仅考虑经济问题和国内政治，相同之处在于对外经贸发展的终极目标始终不变，即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根本不同点则在于发展重心从规模转向质量，包括：

——外贸效益地位空前提高，其中包括企业层次上的微观效益，也包括宏观效益，防范出现中国式“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如果说“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这个术语本来问世于一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产业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其出口数量增长而收入减少；那么，我国出口以制成品为主，但利润微薄且利润多数归属外资企业，同样存在贸易规模增长但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减少的风险。

——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连续数年高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适度规模，且贸易顺差 居高不下，“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创汇”的目标已经过去，现在不以扩大出口、获取外汇等国际支付手段为首要目标，更多地考虑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影响，避免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导致基础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进而引起资产市场泡沫，乃至全面的通货膨胀。

——在继续充分发挥出口带动我国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防止过高贸易顺差所代表的新的国际利益转移机制形成并固定下来，导致我国被锁定在不利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

——维护并推进对我国有利的贸易商品结构演变。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通过国际分工获取资源的指向也从原来的制成品越来越多地指向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的层次也越来越高，我国外贸必须维护并推进这一符合我国利益的趋势。

——通过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体面收入就业机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促进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出现明显增长，防止外需对内需形成挤压／替代效应，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发展。

——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发展对国内经济部门的拉动作用，防止外贸发展加剧国内外向部门与国内部门发展失衡。

——防止外贸发展加剧国内社会阶层分化，或是保持、增强能够抵消这一趋势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近年贸易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提升结构”明显比“规模扩张”获得了更多的权重，“减顺差”成为商务部门的工作重心，出口退税等出口激励措施力度显著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