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涨价潮中的女买手

　　■中国制造提价

　　汹涌而来的涨价潮，改写了国际采购者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国制造输往全球的第一个环节，买手们最先感受到了潮水袭来的苦楚

　　“如果今年夏天还找不到男朋友，我就飞到欧洲找大老板理论去！”

　　7月13日晚11点，在上海衡山路的一间酒吧里，邹琳（化名）向她的姐妹抱怨。30岁的年龄，在上海，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找个男朋友总不算奢侈。可是，她没时间找，准确地说，她没有心情找。
邹琳服务于欧洲某大型体育用品专营企业。这是一家跨国公司，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在全球25个国家有近3万名员工，去年销售额是45亿欧元，其中三分之一的产品由中国制造。邹琳是上海分公司的一名买手（负责采购的人，业内俗称），负责登山鞋的采购。

　　去年10月份以来，她的心情就像中国的股市，始终没有真正露过笑脸。她不断地周旋在供应商和商场之间，有时像夹缝中的小草，有时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皆由“中国制造”的变脸所赐。

　　去年，邹琳是一周去泡两次吧，现在，她两周难泡一次吧。她不停地跟男人见面，但就是产生不了爱情荷尔蒙──这些男人几乎清一色是供应商，邹琳的工作，就是跟他们谈订单、讲价格、聊管理。

　　她脑子里装满了“谈判”二字。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原材料行情、政策和汇率变动，从公司系统后台看一下全球各商场的库存情况，然后就是琢磨着当天跟供应商的谈判，要注意什么什么细节，随什么机应什么变。

　　“如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嗖嗖地升，原材料价格突突地往上涨，我们只好把以前的大订单拆分、长周期缩短，来避免那帮供应商一下子给我们提价太多。”邹琳说。
一件事掰成几件事做，工作量和繁重程度当然变大了。邹琳所在公司有一个理念，不一定找要价最低的，而要找最适合自己的。符合这一理念的供应商一般是中等规模、在行业内排在第三或第四位的鞋企，这类江浙企业如今在谈判桌上正逐渐“硬气”起来，少了过去竞相压价抢单的激情，多了几份据理力争的理性。

　　“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多牛气！利润低于10%宁愿不接单。”邹琳很不高兴。

　　这或许正是国际大品牌的“不幸”──如果要寻找新欢，替代“蛮横提价”的旧伙伴，时间一般需要3个月至半年时间，如果由此导致国外的商场断了货，问题可就严重了！

　　和小买家不一样，声名在外的国际品牌，“羽毛”太重要，不能不珍惜，在选择供应商时，他们没法绕过一系列程序——全套的调研，然后还得请第三方机构对目标对象进行社会责任（劳工保护、环保）等方面的认证。

　　这都需要时间。如果邹琳找到中意的供应商，经上海的上司确认后，欧洲总部还会专门派人过来查验，确保没有瑕疵。

　　公司的官方表述是，“寻求与供应商达成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不过，从这一点也能嗅出跨国公司对买手权力的制约。

　　邹琳是“打飞的一族”。她频繁在上海、温州、宁波、南京等地之间飞来飞去，目的就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客户“交心”上。

　　“如果真能交上心就好了！”邹琳苦恼不已。国内的供应商越来越精于算计，谈判技巧也越来越高超，他们不得不接受20%左右的提价，“我们甚至得频繁用到记者们用的录音笔，把谈判内容录下来，回去反复研究。”

　　如果能交心，说不定还可能找到个帅气的供应商男友？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连谈判地点也有学问──如果是谈价格，我们会选在供应商的办公室见面；如果是谈新产品开发，我们会去到供应商的工厂。我们绝不会在酒吧、桑拿等场所谈事情。”说到“桑拿”二字时，邹琳的语调明显提高了点。
她话有所指。去年以前，邹琳在上海一家民企做采购，那时的供应商为了争到订单，用尽浑身解数，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一位供应商请她的男上司到夜总会“小聚”，找陪唱小姐，一人找仨，可谓“大手笔”。

　　邹琳受不了这种江湖习气，于是抽身而出，在去年初来了这家欧洲企业。不过，标准化的采购程式，让她有了另一种郁闷──她必须找到“技术性”的突破口，也就是说，她必须用各种办法化解涨价压力。

　　他们找到的“技术性”手段包括：更换产品中比较昂贵的原料，比如将金属鞋扣换成塑料的；在换汇上，和银行达成协议，一段时间的走货，根据升值预期，折成一个固定汇率，“比如今天的出口汇率是6.83元，预计3个月后会升值4%到6.56元，那么可以约定这3个月出口时使用一个折中价，比如6.7元。如果集中在第3个月结算，就会划算得多。”

　　还有“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招——帮助供应商改善内部管理。刚开始邹琳听上司讲到这一招时，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她很快发现，如果他们和供应商一起在社会责任、物流、人力资源和质量管理等方面发力，最终确实会双赢，后者效率提升了，可以部分消解成本上升的幅度，价格也就有可谈的余地了。

　　注重长期合作关系的一个弊端是，可能会“宠坏”供应商，他们底气足了，觉得加价的筹码重了，可能会在备货过程中突然变卦，单方面要求加价。另一方面，一些供应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有拿到订单，于是开始利用传媒宣传自己的“品牌意识”，斥责采购商的“不合理定价”。

　　“碰到这种情形，很尴尬，很无奈。”邹琳说。

　　她感到庆幸，所在的这家公司通过集约化的运作节约了不少成本。公司在中国有十多家分公司，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根据产品的地域优势划地为界，各分公司间采购的分工也就明晰了。

　　另一方面，尽管谈价格和下订单，以及供应链管理之间紧密关联，但由不同部门完成，如此一来，权力分散并互相制衡，避免了有人从中吃回扣变相提高成本。
然而，提到自己的薪水时，爽朗健谈的邹琳突然沉默，始终不愿开口。最后还是她的一个死党发话了：“这丫头年初工资涨了30%，现在也不过一个月不到一万。”
死党接着说，涨的这30%，还是邹琳反复申请和要求才勉强争取到的，在遭遇“中国制造”的涨价潮后，公司对这些精明勤勉的中国买手也开始吝啬起来，对原先的加薪承诺含糊其辞。

　　提成呢？“哎！”邹琳终于憋不住了，“订单等于是大家一起在做，所以严格来讲不存在提成一说。我们只是每个月发点奖金，当月工资10%以内。基本是等于一年发13个月工资啦。听起来像一个公务员，但我们的地位又差人家公务员一大截。”

　　在“中国制造”的链条上，似乎每一方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或“准弱势群体”。邹琳最后说，她大不了不干这一行，日子总得过，男朋友总得找，婚总得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