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鞋企：风霜雨雪 半山坡上艰难地行进

　　台湾鞋业人最大的遗憾是只有加工，没有品牌。不是没有尝试过品牌，但“我们这一代是背书长大的，没有想象力，而且市场小，台湾政府又不支持”。

　　叶先生认为，大陆人有可能弥补这个遗憾，“大陆自己就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成长的一代又很年轻，比我们束缚少，如果政府支持，就能有自己的大品牌。”

　　至于当下这一关，他担心与外国采购商的价格博弈僵持期会太长，“最好不要到别人让步时，自己先倒了太多。”

　　制鞋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此次成本上涨冲击最大。显然，价格博弈正朝有利于制造方的天平倾斜——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月，东莞出口的鞋子，平均单价上调了27.3%。

　　东莞企业大量倒闭的传闻，去年就不断传出，广为传播。受访的东莞政府官员认为，是有一些企业关门，但远非成千上万，倒的大多是“体质较弱”的中小企业，上规模的企业出事的很少，整个行业出问题的现象还没有出现。

　　官员表示，他们现在的关键词不是“生存”，而是“提升”，更关注的不是挽救体质弱的企业，而是如何帮助活下来的企业提高技术含量、品牌价值，使面向生产的设计环节更多地转移到东莞，让东莞变成高质量的全球制造基地。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制造的实力

　　现在，目光转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台州。

　　台州企业家有着最好的课堂，周围企业起起落落，几乎每天都是MBA课程的现实版，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讨论生意，无论这个生意是什么。

　　一位经常来台州调研的PE(私人股权基金)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人们印象中的鞋业、纺织和玩具不能代表中国制造，过去中国制造大多数是赚点加工费(这样的企业不在少数)，但现实中产业在升级，老板们的眼界在开阔，好的企业和行业总是层出不穷，给人们带来惊喜，也带来信心。

　　台州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则说，今年以来银行的利润依然很好，从基本面看，企业大多还是可以维持的，倒掉的往往是那些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耐心的企业——前两年，机会太多，以至于很多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自己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一个企业的倒闭就像地震中建筑物倒塌一样，是由于多种因素。”

　　台州市发改委主任郑荐平说，在台州，目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很不错，资本密集型的则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就不好了。

　　虽然转型和升级不是那么简单，但台州正在这条路上。比如，做工艺品的可以转做汽车装饰件；塑料也一样，原先做牙膏脸盆，地摊上到处都是这类台州货，全国铺天盖地，但现在已经基本转到做上下水管、汽车摩托车塑料配件等。更高级的医药也一样，一开始做化工，之后做原料药，再后来就到成品药了。“至于低端的制造业，则只能转移到中西部去。”

　　台州经委主任张锐敏则承认，台州企业确实出现了困难，表现在增幅下降、效益滑坡、投资萎缩。“但我觉得下滑是合理的、正常的，不下滑才不正常，说明这个地方生存在真空里，或者说在作假。”

　　但台州企业的生存能力，比其他地方的企业更强。整体出问题的就只有缝纫机行业。由于纺织和服装行业普遍不景气，因此缝纫机行业出现整体性萎缩。

　　张锐敏谈到，之前被广泛关注的飞跃公司资金链出问题一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研发投入过大，又遭遇银根紧缩而产生。

　　电动缝纫机的芯片原来都是从日本进口，提价权在人家手里，有时候为了芯片整个缝纫机无法组装生产。所以他们投入两亿多人民币，和中科院合作研发芯片。搞研发，银行不可能贷款，只能用资金宽松时的流动资金。这两个亿投到那里去，还没产生效益，就遇上银根紧缩，资金链就绷紧了。

　　现实中，明显可以看到，真正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而且这种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形成市场能力的，有品牌的，基本可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影响。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提价的能力就强，现在对他们来说是机会。

　　海正药业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它连续52年没有亏损记录、持续增长，被认为是台州的骄傲。

　　在1970年代，它刚踏足医药领域时，就开了国内企业上门买技术的先河———花9万多元购买了一种新药成果进行生产。现在，他们在产品的储藏开发、新产品研发的先期投入非常坚定。“现在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到销售额的8%，去年我们达到了9%多，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高的比例。”海正的管理人员很骄傲地总结，海正的经验是：风浪来了，靠临时调帆、调螺旋桨都晚了，应该在没风浪的时候就把动力都储备足了。

　　海正药业的董事长白骅62岁了，现在每天早上6点到厂里，晚上10点多回家，对于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这样的专注和热爱，或许正是中国制造的能量之源。或许正是因为在台州看到太多同样的热爱和关注，那位PE管理人员才会毫不吝啬地把信心给了台州。

　　民工哪去了？

　　在各处的采访中，记者被同一个问题困扰：民工哪去了？许多受访者也向记者提出了同一疑问。

　　中国经济出现下行信号，这是中央高层都认同的判断。现在许多中小企业日子不好过是事实，一些企业压缩生产线甚至破产也是事实，这意味着，必然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会相对多起来。可是，为什么到处都在缺工，甚至比以往更甚？

　　曾就这个问题向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美国教授请教，他凝思许久，给出了答案：“中国经济在几个月里实现了升级”。

　　这当然是开玩笑。经济学家给不出解释，那么现实中呢？

　　去年11月，东莞常登鞋厂宣布结业——并非倒闭，只是台湾老板对未来预期不好，主动退出了这个行业，传言说，老板回台湾从政去了。

　　今年3月底，来到已关门的常登，整洁的厂区里只有几位负责销售原厂设备的人员，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常登关门了，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老板给的赔偿很公道，7000员工也按不同工序分批遣散。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其他工厂纷纷在常登门口现场招工，甚至有的工厂派了大巴来接人，这里的员工不仅没有失业之虞，相反成了争抢对象。

　　而在7月，记者的同事在东莞的华坚集团门口，也注意到，有大量从其他工厂来应聘的生产线工人，甚至有的是整条生产线上的人一起过来。

　　在江西的上高，由于裕盛、旺旺等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使这个著名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每年6万人外出打工)出现劳工紧缺，两年时间里，他们从劳动力输出地变成输入地。

　　过去当地的企业自主招工一般都能招满，但2006年裕盛投产后，裕元、匹克、旺旺等用工大户就不得不依靠政府组织招工。每年劳动部门向各乡镇下达招工指标，在春节前后乡镇干部逐户上门做工作，劝说外出打工人员进入本地企业工作。

　　从2006年到2008年两年间，上高县便劝留了近3万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同时将原来留来留在农村的近1万农民通过培训转化为企业员工。

　　但这仍满足不了需求。上高政府不得不多管齐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劳动力资源大省派驻劳务机构，吸引外地劳动力前来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则在上高设立了省级职业培训基地，以吸引周边地区人员前来培训，并留在当地就业。

　　为了方便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上高县开通了环绕全县的公交系统，本地农民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晚上和双休日还可以做些家务和农活。

　　在政府的努力之外，企业的用工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工人年龄的要求从过去的35岁以下放宽到了45岁，同时在每年的农忙季节视生产情况给员工放假，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