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外贸不可纵容“贫困化”增长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迅速从紧缩转向扩张的戏剧性变化是否将重演？近期一些事态的发展令许多人产生了这样的猜想：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上提出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且会后新华社新闻通稿全文都没有提到“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国务院和财经部门高层密集调研沿海经济、外贸大省；中国持续数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对“从紧”政策取向的异议声浪上升，主张“放松”的声浪显著加强。

　　目前奉行的紧缩导向宏观经济政策基于经济过热、热钱内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之上，鉴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更加重大的变化可能还在酝酿之中，而且任何宏观调控政策工具都有其负面作用，紧缩导向政策工具也不例外，适时适度调整宏观调控取向，自是情理之中，关键在于调整的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

　　在政策调整的重点外贸领域，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而不是过度依赖外需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口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而人民币过度升值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有可能导致我国出口贸易急剧失速，从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乃至社会稳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国际竞争原则也要求我们不可盲目抛弃出口，给我国的竞争对手创造机遇。

　　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整已可预期，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调整时机、力度和防范偏差。在贸易方面，虽说对出口部门的适度解救是必要的，这绝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应该在力度和范围方面开出空白支票任出口部门填写。

　　首先，我们也不可过度夸张外贸企业当前的困境，不宜无差异地一味要求放松贸易政策，以至于牺牲结构调整目标。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出口部门赢得相对于国内部门优势，1997—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的中国就是典型，目前也没有根本改观。即使中央银行的冲销操作使得所有产业部门都蒙受了银根紧缩的冲击，相形之下，出口部门的处境仍然相对好于单纯的国内部门。

　　其次，虽然上半年货物贸易顺差(990.38亿美元)同比下降11.8%，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巨额贸易顺差依然是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表现，外汇占款不仅依然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和通胀压力输入的主渠道，且通货膨胀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6月份的CPI账面数字下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价格管制措施强行压制所致，房利美、房地美两大美国房贷机构陷入技术性破产，给中国持有的数千亿美元相关债券带来重大冲击，也再次说明巨额外汇储备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风险。因此，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视角看，只要我们的实际出口仍在增长，只要我们的进口金额增长不是“挨宰”所致，贸易顺差缩减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第三，我国出口增速的下降伴随着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出口增速下降主要体现在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缓，特别是上半年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3.4%。以机电产品为主的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命脉所在，只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出口的全局就糟糕不到哪里去。

　　第四，我国某些行业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因为我国在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份额，无论如何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指望这类行业出口数量继续维持两位数增速就毫无疑问是徒劳的。所以，我们对市场饱和行业的解救措施重心应该放在提高单位出口量的收益上面，并为之创造便利。提高这类行业单位出口量收益的要点是切入高收益的流通、品牌等环节，因此，与通过出口激励措施增加其出口量相比，采取措施帮助这些行业开展跨国并购更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扩张性的总量政策往往会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而结构一向是中国对外经贸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这个术语本来源于一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产业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其出口数量增长而收入减少；我国出口固然以制成品为主，但利润微薄且利润多数归属外资企业。因此，存在贸易规模增长但对整个经济发展贡献减少的风险，成为新形式的“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扭转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目标。为此，即使放松贸易政策，我们也不应牺牲提升结构的目标，放松贸易政策不应沦为救援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产业的及时雨，不应纵容企业放弃自我调整，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