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转型困局 产业升级还需要把握火候

　　生意社8月27日讯　苏州高新开发区在转型过程中，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小加工企业，没有放任其外迁甚至采取各种措施逼走低层次产业，而是采取扶一把、送一程的方法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和调整。此举保证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继续为地区劳动就业市场稳定发挥聚水池效能，为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自去年以来，出现一股企业外迁潮、停工潮。据报道，浙江省今年一季度就有近千家规模企业倒闭；广东某市在2007年倒闭加工贸易企业920多家，这种趋势在今年有进一步加剧之势；江苏某市今年一季度也有400多家纺织企业倒闭，直接影响到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这种态势，有观点认为，每天倒10家都不怕，因为可以空出土地引进高新企业。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当前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关乎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战略，也关乎地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在这一点上，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韩国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凭借低成本优势相继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之后由于成本上涨又相继面临转型考验。而转型的成败则取决于火候的把握。

　　纵观世界性经济体转型的经验和做法，产业转型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产业多元，在扶持原有老产业的同时大力引进新产业，其代表是芝加哥。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芝加哥重点扶持包装工业、食品加工等传统制造业。第二种是产业更新，比如伦敦，在抛开原有资源和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实现转型。第三种是产业延伸，以原有产业为依托，大力延伸原有产业中的设计、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将制造中心拓展为服务中心。

　　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的势头，逼迫一些地区出台了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的发展策略，忽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事实。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依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地区产业发展的合理状态应是高、中、低技术产业合理共存。片面以高科技发展为主的发展定位，往往会脱离地区发展的实际。对那些以制造加工贸易为主业的城市而言，芝加哥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道路才值得借鉴。

　　在地区产业升级与调整中，只有做到两翼齐飞，才会保持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而无视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教实力，盲目推动产业更新，则可能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智，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是因为他们对近十几年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传统产业和原有加工制造企业的升级改造不感兴趣，一些地方甚至把这些聚集了众多劳动就业岗位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看成是地区产业升级的累赘，大有一抛了之的想法。

　　正是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定势和操作策略，当中小企业遭遇发展困局时，一些地方采取了放任企业外迁甚至逼走低层次产业的做法，导致了本地区经济总量快速下降。这种在新产业尚未成型的情况下，对加工制造企业困境坐视不管的行为，对于保持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经过十多年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制造业基地。如果能利用这一基础，力推企业走品牌之路、科技之路，帮助企业延伸产业链，那也是地区经济实现转型的优选。

　　而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当前的难关，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快速解决的首要问题。

　　相关观点:用创新超越比较优势

　　彭兴庭

　　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一直以来作为纯粹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小，尽管中国制造业成本上涨，但是83%的制造商还是选择继续在中国运营。78%的受访公司表明，中国庞大的市场是他们欲维持现状的原因，而39%的公司由于考虑到运营转移所带来的供应链重组成本，而决意继续驻足中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有着明显的不足，甚至存在陷阱。所谓比较优势陷阱，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能获益却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如今，我国已经融入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重型化趋势日益明显。然而，我国绝大部分产业都是建立在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小、技术含量低，固守这种发展模式，必将受制于人。

　　在短期和静态的条件下，比较优势原则不可抗拒。然而，站在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我国不能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于国际分工，应该发展某些目前没有比较优势但对我国经济具有主导意义的产业，以创建新的、动态的比较优势格局。在国际贸易领域，除了比较优势，还有一种定义更为丰富的优势，叫超比较优势，即指该产业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大的比较优势。这种超比较优势，不仅源于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等先天的自然禀赋，更源于后天的科技创新和发明。

　　超比较优势揭示了当今国际贸易的格局，发达国家之所以处于主导地位，关键在于他们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说，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都具有超比较优势，而且是一种建立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传统工艺创新基础上的高层次超比较优势。

　　应该充分认识到，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种空间的扩散是不可逆的历史过程。面对制造成本的上升，该吸引什么产业留下来，又如何吸引更多的企业留在中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企业，克服传统的比较优势陷阱。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超比较优势就必须鼓励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和工艺创新，还包括制度和体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