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纺织染创办人刘国钧的三个“一点点”

　　生意社9月9日讯　银行家陈光甫曾对人说，他生平最佩服的实业家有张謇、范旭东、卢作孚、刘国钧。这四个人中，相比之下，后人对刘国钧了解最少，他的女婿、香港大亨查济民，我们也许还熟悉一些。

　　1937年前，社会学家吴景超到无锡、上海、常州等地参观了30多个企业，和许多企业家就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做了多次讨论后，写了一篇长文《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文中一再赞许常州的大成纺织染公司，这家企业就是刘国钧一手创办、发展起来的。

　　1930年，大成名义上集股50万元，实际上只是勉强筹集了40万元，他个人占半数以上。此时，离他最初投身实业已有多年，在写给吴景超的信中，他说，早在1914年，他就和朋友在常州合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创下全国单纯单纱织布厂的新纪录。他说他只读过一年私塾，没进过学堂，办这样的机械织布新工业，学识不足，但他想外国人也不是生而知之，制造机器、无中生有的很多，我们既然买下这些进口的现成布机，只要认真摸索，就可以织出布来。

　　当时中国有织布机械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买的旧机器，无人负责安装，因为没有技术人员，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从1914年2月开始排机，到6月还没有成效，他常常在半夜想到一件事，即披衣而起，或乘半夜的车往上海求教。又费了四五个月时间，还是毫无眉目。他们从外面请来技术人员，连换了三次，终没见效。在万分困苦中，他换上工人的服装，设法进入英国人办的上海怡和纱厂，学习了两天，并物色到一个技术人员，返回常州研究，最后解决了问题。

　　大成的起步也是艰难的，流动资金匮乏，检修和增添设备就耗费了13万多元，有些董事有意见，刘国钧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各位如果对公司前途担心，可将股款改作存款，国钧有信心于一年到两年之后还本。”

　　大成要发展，就要添置纺织印染设备，在日本参观时，他以3000元买下一部旧的八色印花车，新的需要五六万元。然而安装调试一直不顺利，先后三个技术员都撒手走了，他自己动手，并请来两个上海的熟练印花车工人。厂里有人嘲弄说：“总经理当儿戏，请来一元头和四角头，想搞好印花车，真是奇谈。”因为两个工人的工资分别是每天一元和四角。几个月后，印花车实验成功，投入生产。

　　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市面不景气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到四，从常州发展到上海、武汉，纱锭从10000枚到78863枚，织机从260台发展到2707台，拥有日产5000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资本从40万到400万元，8年里翻了10番。大成资本的扩张不是靠招添新股，而是企业生产本身创造出来的。吴景超搜集了大成历年的报告书，了解到大成1930年以来年有盈余，这些盈余大部分都用于增资。1935年除了盈余，另外还提了折旧28万元，到这一年折旧准备就存有73万元。他给大成的评价是：管理得法、基础稳固。经济学家马寅初则称之为“罕见的奇迹”。

　　大成办有业余夜校，隔天上课，职员、艺徒、练习生、女工都要参加，学习生产管理、文化、技术知识，几年之内培养了不少自己的技工。大成工人的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福利要好一些，年奖要多一些，高级职员每年春节时还有一份“暗贴”。

　　公司每月举行三次管理会议，就前十天的工作进行总结，安排后十天的工作。刘国钧提出有名的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这个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在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在他的倡导下，三个“一点点”在大成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