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志明：中国须设三道防线防美转嫁压力

　　生意社9月18日讯　一石激起千层浪，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引发美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在面临如此内忧之际，按照以往美国政府的惯例，通常会选择货币汇率政策向其他国家转嫁压力，如前期大幅降低利率，刻意放纵美国贬值，虽然承担了大宗商品价格猛涨带动全球通胀压力加剧的负面效应，但是却从美国贸易条件改善中获取了实体经济的收益。正负相抵之下，美国政府通过输出通胀来转嫁金融经济危机，并获取了经济总体的稳定。

　　而如今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原油期货价格跌到100美元/桶之下，通胀压力有所舒缓的情况之下，重拾降息的利率政策，并有意无意地诱导美元贬值并非不无可能。事实上在布什讲话之后，美元对日元旋即走低。

　　美国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博弈是摆在中国决策层面前的一道难题。首先，迅速实现货币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转变。在全球央行均采取托市救国行动之际，单靠调低“两率”--1年期贷款利率降低0.27%、存款准备金率降低1个百分点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如果考虑到中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惜贷”问题，调低“两率”也未必会达到央行预期中激活实体经济信贷供给的作用。

　　因而，尽快打通央行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也即商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效率堪称当务之急。其中包含中小企业有效的信贷担保和拍卖机制、节能环保产业的金融促进机制等等。尤其是如果通过信贷支持，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与产品创新能力，并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附加值和高市场竞争力，摆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竞争才是发展中国经济的治本之策。

　　其次，从有利于自身经济保持稳定的角度选择有利的汇率政策走向。推动以往人民币汇率单向升值的政策取向，将人民币汇率政策收归己用，抵御外部经济的冲击是目前保护民族出口产业的必备政策选择之一。如果美国政府在汇率方面能通过货币政策与市场宣言等形式间接干预，以使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变动，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同样有所作为。当然这方面的政策方向并非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合理引导之。

　　再次，在美方要求的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有所保留。虽然金融市场与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从短期应对危机的实际效果来看，稳步开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传导强度。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等国家的历史也表明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会形成对本国货币和汇率的连续冲击。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掌握有利的时机实行金融市场开放是决策层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