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当选 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增加 (图)

　　首要的约束因素是他的行政能力。在美式政体下，总统的竞选政纲、他当选后会切实努力推动的政策、他能够通过立法程序最终付诸实施的政策并不是一回事，这三者不可能完全重叠，重叠程度取决于总统的行政能力，亦即他“摆平”各派政治力量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近80年前，在高举“新政”大旗入主白宫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在海军部助理部长和纽约州州长职位上经受了历练；可是，在这个方面，奥巴马的经历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他的行政能力。那么，我们如何确信他有能力推行他的竞选政纲？

　　其次，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固然有助于矫正美国经济的某些时弊，并赢得更多的选票，却有可能加剧美国经济的另外一些痼疾。例如，他提出要给95%的美国家庭减税，同时向岁入25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增税；麦凯恩主张对适用于大多数纳税人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继续执行下调后的15%税率，奥巴马则表示希望至少能将这两项税率提高到2003年下调前的20%，甚至更高。自从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以来，无论是初次分配体制，还是税制所代表的二次分配体制，其总体发展趋势都是加剧美国的收入分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进一步给这一趋势火上浇油。根据美国国税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06年美国1%最富有人群在全国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同时，这个群体的平均税率跌到了至少18年来的最低水平，他们在税负中所占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增速不及其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

　　根据公布的数据，2006年，1%最富有美国人在全美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2%，高于2005年(21。2%)，更远远超出1988年的水平(15。2%)，为美国国税局严格记录对比数字19年来之最。美国国税局以往的数据显示，上一次达到2006年的水平是在1929年(亦即资本主义世界迄今最严重经济危机爆发的那一年)，但收入计算方法改变使得研究者难以精确比较这些数据。2006年，基于调整后总收入的美国1%最富有人群平均税率为22。8%，略低于2005年，为连续第5年下降，该群体平均税率1996年为28。9%，1988年为24%。这个群体在2006年所得税总额中所占比例为39。9%，高于1988年时的27。6%，但在公布数据的最近5年中，他们收入所占比例的增速要快于其所得税所占比例的增速。

　　收入水平分化严重，给美国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后果。强化税制的“再分配”色彩，实属必要。然而，与中国国民储蓄率过高不同，美国的问题是国民储蓄率过低，而高收入者储蓄率较高，奥巴马这样的主张假如付诸实施，很可能将恶化而不是改善美国的国民储蓄率。

　　近年来，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空前严重，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是美方统计的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中美经贸争端有激化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无疑非常关注美国新当选总统的对华经贸政策。不可忽视的是，与麦凯恩相比，奥巴马的自由贸易色彩要淡漠得多，他关于压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监督和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等言论已经让中国对外经贸部门引起了关注；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对外经贸政策上，奥巴马的一些竞选主张具有空想色彩，因而可行性不佳，对我国的潜在威胁也就相应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以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主张而言，他主张提高人民币汇率以便为美国制造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问题是他的这项主张与他的终极目标相互冲突，不可兼容。美国的货币霸权是经济霸权的最高体现，经济霸权是其政治和军事霸权的基础，政治和军事霸权又反过来巩固其经济霸权。这样，当次贷危机局限于美国国内之时，市场参与者们纷纷“逃离美元”，它对美元的汇率发挥了削弱作用；一旦山姆大叔将这场自己国内的危机搞大成为全球危机，市场参与者们必然要“逃向美元”而抬高美元汇率。奥巴马如果真能改善美国经济，美元还将进一步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