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朗巷头社区毛织企业 改革开放30年风雨历程

　　虽说有批条，但也要香港师傅点头才行。时隔多年，陈晃坤还清晰地记得挑选工人的场景。“师傅什么也不看，只是看你那双手是粗还是细。手粗者，不好意思，请你打道回府。”陈晃坤说，当年手的粗细是挑选手脚利落的工人的标准之一。手脚利落的工人，经过香港师傅亲自教导，很快成为驾轻就熟的拉机能手。

　　随后的几年，这家港资毛织厂又建成毛织二厂、三厂、四厂，工人多达600人。那时，进厂拉机的人都是清一色的本地人。住得近的一群年轻女孩，往往相互招呼着一起上下班。当时都是用手摇毛织机，几百个年轻人一起拉机，一起哼港台流行曲。“工作一点都不觉得累，每天工作10小时，按件计工资。那时，每天到了‘放工’时间，各个都不愿‘收工’。”那个时代，村里还十分流行一首竹枝词：“引线穿针织锦罗，羊毛一厂导先河，工交妙算频添厂，全市知名创汇多。”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一则趣闻：村民小组成员陈生在挖地基建房子时，一位路过的香港人走上前来向陈生提议，建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建成后将房子租给他办毛织厂。这位香港人还拍着胸口说，如果不够资金，他可以注入一笔资金建房子，建成后以租金的形式返本。同样遇上过此类经历的，不仅只有陈生，当年只要大兴土木建房子的人都会遇上这类“说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当地人开始自立门户

　　80年代中期，巷头的毛织厂里慢慢地活跃着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身影，他们有的来自河源紫金，有的来自广西和湖南、四川。他们就如同当初的本地人一样，学拉机、学缝盘、学打毛等。渐渐地，随着毛织务工人员的增多，一些在厂里打拼多年的本地人慢慢地走出工厂，打起了自己创业的算盘。

　　1985年，陈晃坤与一位香港老板合作，试水开办了巷头第一家缝盘厂，做起了巷头第一批“赶潮”人。那一年，适逢政策开始放宽，允许有能力的人办牌照开厂子。

　　凭借个人努力和管理经验，当年，陈晃坤从香港买进36台缝盘机，雇请了30多个工人。他还经常跑到当时的广东省纺织局签合同、拿指标，从进购纱线材料帮香港商人加工毛衫等，一年可以赚取10多万元。

　　不仅是陈晃坤，一些早年进厂做工人的巷头人也不甘心做一个打工者，他们在拉机的同时还学习缝盘、补衣等做毛衫的整个流程。有了本钱，有了管理经验和毛织技术后，许多巷头人纷纷自立门户，办起了毛织厂。1989年，同村的陈万山凭着自家的3间小房和打工积累的几万块钱开起了毛织厂。他的厂子主要接大厂的订单做毛织加工，一年的收入比打工时翻了一番。

　　上世纪90年代

　　毛织厂在巷头遍地开花

　　到了90年代，巷头的毛织厂遍地开花，普遍形成“户户织机响”的生产格局。但这些所谓的毛织厂，基本上是家庭式小作坊，普遍是兄弟档、夫妻店、父子厂，规模小，且以手摇毛织机为主。

　　“10个巷头人有8个开毛织厂，巷头社区的每个角落都是织机声。”陈晃坤说，当年只要大家有一点闲钱，都会不断地增加毛织机的数量，资金充足的买新机器，资金少的买二手织机。

　　“1993年做毛织生意最赚钱！”陈晃坤说，那些年做毛织生意，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那时，全国各地的买家都聚集在巷头的广东毛织市场提货，看中哪一款毛衫就直接下单、现金交易。

　　白天毛织市场交易热闹，晚上巷头社区也是一番“不夜天”的景象。一些做外销单的毛织商户，通常在晚上是加班加点赶订单。从买毛线到编织、发货给小厂染色，这一流程忙下来已是夜幕降临时刻。为了赶在第二天早上及时发货，毛织商户们不得不让工人连夜烫衫、打包。他们的生活作息时间完全与正常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