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暴露我国“产业集群”缺陷

    绍兴嵊州的领带生产占到了世界的40%、中国的90%，但这个由1100多个企业组成、年产领带3亿多根、产值超百亿的集群不仅研发设计能力严重匮乏，而且销售渠道受制于外国厂商。从1984年生产出第一条领带到现在2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自主品牌出口甚至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据了解，嵊州领带规模以上企业的年利润在3个多亿，与其产值相比，也小得可怜。由于利润薄，其在价格上抗风险空间非常小。

    二是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大部分集群在内部产业链上分布不合理，“两头在外”，使集群发展缺乏主导权，受外部环境影响大。

    仍以嵊州的领带生产为例。记者了解到，当地领带生产的真丝原材料年需求量达5000余吨，但当地的生产能力只有250吨，约1/20。“桑蚕丝价格波动很大，厂家生产受价格波动影响也就很大。”嵊州市领带协会副秘书长周庆余介绍说。

    加上终端的领带销售渠道缺乏话语权，不但令嵊州领带很容易在上下游出现波动时“动弹不得”，而且企业只能获取少量的生产利润，资金积累效应缓慢，企业很难做大。

    “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绍兴乃至全国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很多所谓的产业集群制造这块特别发达，上游的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品牌、营销网络等发展严重滞后。可以说，目前国内大多数产业集群还仅是制造业的扎堆。”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院长胡克勤说。

    三是集群内企业离散化。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导致浙江产业集群内产品同质性程度高，企业间竞争大于协作，黏合度不高。

    在嵊州的领带集群内部，各个企业自行独立完成产品生产的各道工序，必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由外部购入，企业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工。

    集群内企业离散化也是国内集群专业化分工不成熟的必然结果。“只是通过‘复制式’发展做大做透了产业链的一两个环节。”刘孟达认为，从绍兴市的情况看，袜子、经编、贡缎、胶丸等产业集群企业间都存在这一问题。

    “产业档次低，产业集群缺乏内在创新力、竞争力，制成品结构单一，这类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又很大”，魏后凯指出，所以“一些产业集群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

    升级尚需政府引导

    浙江的块状经济是市场经济自发发展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其发展中无所作为。相反，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在块状经济向更高的产业集群阶段跃升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首先，当产业集聚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需要制定出相应的“产业集群规划”引导整个产业链走向合理布局。“目前国内很多地方有这方面的规划。但总体上看，很多规划主要关注点在于制造业的集聚，对于整个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布局缺乏到位的思考与措施。”胡克勤说。

    其次，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还是专业人才、中介组织的培育，当前地方政府的投入与支持力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刘孟达说。

    在绍兴，尽管纺织行业占据其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但这个地区仅有1家政府扶持的省级轻纺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郭丰吉说，公共服务平台、中介组织等是提升产业集群内在产业协同能力的关键要素。针对这方面的不足加大政府投入与支持，对于促进块状经济升级与产业集群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每个产业集群都有一个出现、发展、衰退、消亡的历史。”魏后凯说。但一个产业集群的衰退消亡，是像欧美一些地区一样被新的更高形态的集群所取代，还是留下一堆残旧的生产设备和几家苟延残喘的企业呢？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群的内在构造。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亟须产业集群内在结构的改善。

    魏后凯建议，针对我国一些产业集群面临的衰退风险，下一阶段政府应着力对其进行引导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