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集群正处于重要转型期 须考虑南北矛盾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还必须考虑我国的南北矛盾和南南冲突，比较典型的就是纺织服装业。他说：“中国制造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加工、组装的程序，像日本的产业集群存在‘二元性’结构，既有丰田这样一流的高端产业，也有农业等低端产业。”魏后凯也认为，要由过去的低端道路的低成本型集群向高端道路的创新型集群转型，要强化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搭建创新技术交流平台，实施产业集群品牌工程等，推动企业从过去的OEM到ODM到OBM转变。

　　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遇到诸多内外不利因素，中小企业遭遇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已有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停工。产业集群转移和转型升级的工作越来越紧迫，如何转型？刘世锦认为我国产业集群应向五个方向走：第一、向“深走”——中国制造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与德、日等国还有差距；第二、向“外”走——东部向内地有条件的地区转移；第三、向“上”走——由制造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环节延伸，即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第四、向“高”走——从市场的中、低端向高端领域延伸，分享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部分；第五、向“新”走——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把企业内部业务分包出去，利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动创造价值，深化专业分工协作。

　　发挥政府公共政策的促进作用

　　浙江永康是我国著名的五金城，在1994年底1995年初的时候，永康生产保温杯的只有几个小企业，由于高达50%的高额利润，当时大量的中小企业进来了，到1995年底的时候有1300多家企业，2000多条生产线都在生产保温杯。由于政府对市场监管没有到位，企业过多进入，恶性竞争，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过度竞争的柠檬市场效应，进而产生一种信用危机。到1996年初的时候，这个小的产业集群就消失了。

　　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一个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的中小企业历来都是在市场经济的风尖浪头上生存，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使长期低水平粗放经营的中小企业走上了死亡之路。这不仅仅是市场的因素，也和我们一些地方的政策导向有关，产业集群是在市场解决问题的条件下形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是靠政府去推动的。对此，北京邮电大学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茶洪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政策虽然不是生产力，但是政策是生产生产力的。正因为这样，我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产业集群的升级优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公共政策。”过去的产业政策往往重视当地的政策和项目，而对整个产业集群配套发展的政策关注比较少，甚至是处在空白状态。这样，虽然由技术和项目支撑起来的一个大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在同一产业链上相互支持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却落后了。对这种情况，茶洪旺强调：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应该跳出现有的产业政策的思维定式进行政策创新，以集群政策代替产业政策，实施一系列促进产业集群升级转型的政府公共政策。

　　重视高端人才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美国的一个著名人才学家曾指出，在一个时代，一个产业群，一个经济体，能否创造竞争优势，关键要看能否吸引人力资本或者是人才。这也就是说，有人才的产业群，有人才的地方就能够获胜；没有人才，产业群或者是经济体在全球这个范围内不可能获胜。

　　目前我们国家，特别是2006年以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升级转型，有学者叫梯度升级转型。这样的一个梯度升级转型的主要表现：第一个就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其中心区域，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他们把过去比较传统的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主的产业向周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升级。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采取的都是基于产业群的一种发展路径。像广东、上海、北京的情况看，在这些城市和地区，他们都是高端产业群，在发展这样一个产业群的过程中，他们都是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广东省去年公布的“加快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省财政给予这些人才及其团队8000万到1亿元的专项研究经费的支持，也包括财政对这些引进人才他们的各种待遇。上海为了引进高层次人才，对他的房子、车子还有他的收入应纳税的税收优惠等，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北京也是如此，北京有六个高端产业功能区，也就是六个高端产业集群，发展这些产业集群同样是把人才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人才在高端产业群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不仅仅是作为因变量或者是主要不是作为因变量的支撑作用，更重要的是作为自变量的引领作用。”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说，“所以我觉得是发挥人才在高端产业的集群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记者沈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