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当“自由”权威遭遇“不自由”的劳动法

　　生意社3月11日讯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权威学者梁慧星先生也加入了反对劳动合同法的“大合唱”。据《成都商报》3月10日报道，他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忽视企业利益，“从指导思想到内容设计都存在问题，必须要大改！”

　　照理说，梁先生是民法学权威，本人就是看着梁先生的书长大的，本不该出来唱反调。但劳动法属于经济法领域，不属于民法范畴，而且前者强调国家干涉，后者强调“契约自由”。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梁先生把民法的“自由”价值“嫁接”入了“不自由”的劳动法中。

　　梁先生举出的现行劳动合同法的一大“罪状”是：把订立“劳动合同”，“误解”为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书”，因为“合同包括口头和书面，除了合同书，只要有工资单，有职工名单，就可以证明他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

　　我学习过梁先生的书，当然知道合同不单指书面的，还包括口头的；梁先生恐怕不知道的是，一个企业既然不肯签书面“合同书”，怎么可能给劳动者工资单？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怎么证明劳动关系？不少企业都是层层转包，根本没有人事手续，一旦包工头、承包经理失踪，如果没有书面合同，怎么证明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讨要回辛苦钱？就拿一些大城市来说，在劳动合同法实行之前，有个别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着保险公司的旗子立山头，“招聘员工”去拉保险，一有纠纷就逃之夭夭，劳动者无法证明和保险公司有“劳动关系”，结果就可能演化成群体事件。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这种事情就基本杜绝了。

　　梁先生还说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负担。这恐怕是“人云亦云”，早就有人指出：低工资是拿本国劳动者的血汗钱，去补贴外国消费者。此外，梁先生难道就没有想到劳动合同法维护了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了社会公平、稳定，减少了社会成本？

　　从民法上说,书面合同的确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那是体现“契约自由”的精神；而劳动法强调保护工人的利益,当然要签书面“合同书”,来完善保护措施了。在改革之初，一切由行政命令决定，根本没有像样的通过自由协商订立的“合同”，以梁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法学家，让“契约自由”的民法原理深入人心。但改革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社会公平、和谐已经成为最强音，就更应强调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干涉和对劳动者的保护，而不是“自由”了。

　　历史告诉我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没有“叫停劳动法”，而是用一系列法案提高劳动者的保障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1935年《国家劳工关系法》允许组织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1935年《社会保障法》保障残疾、年老和工亡工人遗属的福利，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禁止超时工作。而当时，秉承着“契约自由”的美国最高法院，如同今天的民法权威梁慧星先生一样，在阻挠进步的法案，开了历史的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