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让出口退税政策回归本源

　　生意社6月10日讯　出口退税政策继续行驶在税率上调的通道之中。近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宣布从6月1日起再度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已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出口退税率第七次被调高。

　　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延续至今，外需持续萎靡，直接影响到我国净出口规模。海关总署统计显示，扣除价格因素后，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量下降了18.1%，而市场普遍对下半年的出口形势也并不乐观。正因为一直快速奔跑的净出口“马车”放缓了脚步，此轮出口退税调整显然正是针对外需缩水而来。

　　从短期看，这一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刺激出口效果或将非常明显。出口退税率的提高直接缓解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现金流吃紧的困局，使其在与东南亚国家同行竞争中获得了价格优势，从而在日趋缩水的外贸出口领域维持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然而，这一政策继续得以实施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经过多次密集的退税率上调后，我国综合退税率已上升至13.5%，距“出口全额退税”仅一步之遥。财政资金的实力是否足以担负这一重任，是否会再次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退税大规模欠付的情形，都成为现实的困难与问题。从税制结构看，增值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比偏高，全年达到31.31%，而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比重平均仅为17%左右。倘若在政策扶持下，出口规模下滑的速度缓滞，向出口企业返还的增值税规模将会加大，财政支出的负担将由此激增。而且，频繁地调高退税率也给国外贸易保护者以口实，为其在贸易谈判中提供了压价砝码，最终的市场结果则是以国家财政资金补贴了国外市场需求方，这显然并非相关补贴政策的本意。

　　更为关键的是，持续的出口退税上调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针对不同产品的“差别退税”，而基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往往处于产业低端的产品获得的补贴幅度更大。在此次出口退税率上调中，正是考虑到金融危机中农民工就业和社会稳定因素，对附加价值偏低的同质化产品出口退税率给与了提高。事实上，转变外贸结构增长方式的长远政策目标由来已久，而近期频频上调出口退税率的结果却与之有所背离。上调出口退税率在实现保增长政策目标的同时，却付出了产业结构随之而转型迟滞、甚至是进一步恶化的代价。

　　而产业结构转型迟缓恰恰是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中国最大的挑战。其实，如果把海外金融危机视为一次系统性风险，那么危机虽然冲击到了产业的稳定性，但同时也能够加快实现产业内的优胜劣汰，是为市场自发调整的作用机理。相关政策固然要缓解冲击，但不宜因此而人为延缓产业升级的步伐。以此观之，已经被用到极致的出口退税政策实为无法承受之重，更因其把珍贵的财政资金补贴给海外客商而难逃争议。在出口退税率接连上调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期望通过税收杠杆扩大出口的政策意图非常明确。出口退税作为一项本应属于中性的贸易政策，却承载着过多的调控政策目标。从历史情况看，出口退税政策更是曾经肩负了多项使命，包括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等等，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目标之间却往往会彼此掣肘、相互制约，最终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就以此轮上调出口税率政策为例，在其立足于刺激短期出口目标的同时，却难免忽略了出口结构优化的长远目标。

　　因此，要重新定位出口退税政策，让其还原本来面目。事实上，出口退税的本质就是要通过退还出口货物在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而已。其本源的政策含义根本无关各式的调控意图，让出口退税政策回归本源，是为对出口市场自我淘汰机制最大的尊重。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