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品牌出售与国产男装的未来
走下神坛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皮尔-卡丹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40%,这个数字使得很难再有其他品牌可以重复它的辉煌。可惜的是,皮尔-卡丹本人除了是一名优秀的设计师,更让他自我认同的是另一个身份––商人,他采取了快速致富的方式,在中国授予了24个代理商许可证,代理的类别从雨伞、毛巾、电话、瓷砖到男装。而在全球140国家和地区,他的代理商数目为900个,包括中国在内,总共有20万人在为皮尔-卡丹这个品牌工作。不过,这种做法也存在巨大硬伤。几年之后,皮尔-卡丹从奢侈品的神坛上走下,逐渐出现在路边的地摊、破旧商场的特卖场之中,最可怕的是,除了一部分的防冒品,大部分都属于品牌授权本土企业生产的真货。
“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起这个品牌了,我想稍微具备一点品牌意识的人应该都不会再选择他们家的衣服了吧。”张轩对这个品牌认知经历的变化,几乎可以代表那些生于70年代末在9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城市年轻人。
他最近一次接触皮尔-卡丹,是在南三环分钟寺的一条小巷里,“领带都是大红底配上黄色的点,成份标明是真丝,可是摸起来手感却粗糙得很。”
很多人以为这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最终结局,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燕莎友谊商城今年前三个月的男装销售额排名中,皮尔-卡丹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雅戈尔。在我们估计的范围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巨大的市场。
“几乎都集中在二、三线城市,在顶级奢侈品牌触角涉及较少的地区,皮尔-卡丹仍拥有较强的市场号召力。”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主任朱明侠教授如此解读。这也正是一个极速滑坡的品牌为何能受到国内厂商追捧的原因。细究这些温州商人的经历,他们的发家与贴牌生产皮尔-卡丹不无关系。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是皮尔-卡丹”的问题。中国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吴海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对参与收购的温商表示了质疑––为何不以同样的投入去扶植一个本土知名品牌?在她看来,一些具备了与世界名牌竞争的本土服装企业需要更多资金支持。
民族主义的考量在争论中比其他角度更容易得到共鸣。
“这种说法虽然残酷但的确是事实,整个事件只是正常的商业活动。”朱明侠强调,“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本身就不存在‘扶持’他人的目标和义务。外国品牌在某些方面有中国企业迫切需要的东西,其中品牌无形资产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MadeinChina的诅咒
关注事件进程的并不只有中国人,日本网民也纷纷表态,“中国+皮尔-卡丹="0,名牌经过中国人的手,一年就会完蛋。”对于这些言论的性质,中国媒体在报道时用了“嘲笑”二字。且不议皮尔-卡丹到底是否够得上名牌的级别,日本人的非议,足以使中国人再次检视“MadeinChina永远不可能等于名牌”这个魔咒。
2007年初,被称为英国国宝品牌的BURBERRY正式关闭其位于南威尔士朗达谷特雷奥奇镇的工厂,将生产线迁到中国等劳动力廉价的海外地区来达到节省成本的目的。这一决议引起了全世界BURBERRY迷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业内人士的抵制,万宝龙前执行总经理韩悟夫曾经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表示,在中国生产的BURBERRY并不能被纳入奢侈品之列。此言一出,各大品牌纷纷否认自己曾考虑在中国设厂。
但诱惑又是如此巨大,“光是人工的费用,意大利就是中国的20倍”。于是,在中国设厂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谁承认了,谁就会被踢出奢侈品这个圈子”。更重要的是,连中国人对国产名牌也没有任何兴趣。根据《环球奢侈品报告》的统计,约有86%的中国消费者会因为奢侈品牌标有“MadeinChina”的字样而不愿购买。
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一开始就被打上的身份烙印使得国内奢侈品厂商更加举步为艰。高级定制品牌NE-TIGER的创始人张志峰是中国最早一批具备品牌意识的经营者,他的设计极具中国特色,在2月的59届柏林电影节上,影星章子怡也选择穿着这个品牌的礼服。虽然得到不少肯定,张志峰仍坦言,目前品牌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仍然是中国庞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对奢侈品产业存在的固有认知:许多消费者对国外的奢侈品顶礼膜拜,而对于本土生产的名牌却是嗤之以鼻。
这与中国制造的品质有关,但更需要纠正的是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中国消费者在现阶段的奢侈品消费中存在较强的社会性动机。”朱明侠说,“他们倾向于将奢侈品与财富、地位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奢侈品消费提高社会地位,所以偏爱有强烈贵族象征意义的欧洲奢侈品牌。这些联想显然与中国新兴的地位格格不入的。”
不过,任何的质疑都已不能阻挡中国企业西进的脚步。在收购皮尔-卡丹中国区核心业务的同时,一支由12家温州企业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意大利马尔凯大区,与50个意大利鞋服品牌就收购、合作等事宜进行接洽。意大利方面此番推出了50个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意大利鞋服品牌,甚至包括目前意大利市场上休闲鞋类第一品牌GEOX。
至此,中国特色的民企名牌路似乎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