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文化的走势:温度、风度与气度
生意社8月7日讯 服装时尚于古已然。以色彩为例,不同的时代都有崇尚的色彩: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秦代周,色尚黑;汉代秦,色尚黄。流行色随时俗而变异,社会生活也就色彩斑斓。唐代的织锦是中国纺织业进入一个高峰时期的标志。
到了明代,由于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世俗的消费观念,服装时尚颇成气候。朱元璋当上皇帝不久,即着手消除元朝服饰的影响,恢复唐制,欲以汉文化来影响服饰和时尚,但这种服装把它的实用性减弱了,特别是女性的爱美天性受到了压制,以致民间不愿“遵旨”而去追求美的天性和崇尚奢华的风尚。
由此可见,民心所趋,有时政令的权威性也要大打折扣的。所以,到明成化年间,京城流行起了“马尾裙”就是一例。马尾裙是舶来品─从朝鲜传入的“洋服”,当时说来很漂亮也很前卫。在流入京城后,先是为富室大户和歌伎看中,后来普及于民间,“人人买而服之”。到了清末民初,“旗袍”几乎成为女性的“国服”,而它原来是满族女性的常服,旗袍量身裁衣,凹凸分明,三围突出,曲线尽露,赢得女性的共同喜爱是可以理解的。
男士们在服装上也同样“活在时尚中”。清末民初时候,男士们在西装裤上穿长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分头、金丝边眼镜、宽松打折吊带裤;再到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衫、西装;现代雅痞的个性穿着、注重名牌、休闲装……变化不可谓不大。男士的服装尚且如此,小姐女士们衣着之潮流变迁,自然更复杂更惊人了。
至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原始社会阶段先人以树叶兽皮遮体只是为了遮羞,以保温御寒为目的是服装的初级阶段。这阶段较长,原因有二,一是国人在服装方面主张稳定不变,反对创新,视奇装异服为亡国的“服妖”;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浪费,倡节约。所以,长期以来服装这块领地黯然失色。
到了唐代,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相对于以前来说,高度发达了,服装也随之同步发展。如天宝末年的窄衣服,到贞元年间,三四十年的变化,已经是“风流荡梳洗,时世宽装束”。而太和二年,唐文宗又亲自宣旨诸公主道:“今后每遇(应)对日,不得广插钗、梳(琪按:钗、梳皆为头饰),不须着短窄衣服。”于此可见服装又一变。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到唐中叶,国人服装的“功能”已由原来单一的“温度”向“风度”发展,直白地说,人们穿衣戴帽已从实用攀向一个新的台阶──美化,这个转变经历了长期的准备,才冲决了宗法礼教、社会舆论和民间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的罗网。可见,服装上的革新并不是一蹴可就的。
纵观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服装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迎来了服装时尚一个根本性的大突破。西风东渐,观念大变。举目服装市场,古典与新潮拼盘,西洋与东土嫁接;唯新是务,唯美是举;奇装怪服迭见,新款洋式互补;夏日街头,女人低胸露脐,男士花衫唐装,日月为之增光,世界为之动容。
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女性穿衣的目的不在保暖而在“养眼”。事实上,内地三十年来服装时尚的变异是全覆盖的,妇幼少、老中青的“包装”莫不焕然一新,走到大街上去看看,几乎没有两个人的服装是一模一样的,真是五光十色,猗欤盛哉!
说句大实话,如今是“欲望与火箭齐飞,精神共商品一色”的时代,只要手里有钱,三分卖相,七分扮相,男的都成潘安,女的皆是西施,“温度”有了,“风度”也有了。但如果仅此还不够,还得有点“气度”的话,那必得在修养上认真下点工夫,气质美才是硬道理。气质是“含金量”很高的东西,有了气质,美才谈得上“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