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梳棉理论的创始人梅自强:愿织桑麻成彩霞
留学第一年,除了4门功课要考试之外,还要求学生选定论文题目。“答辩的时候,教授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你的论文有什么创新点?如果论文中没有创新的部分,就不能通过答辩。”从那时起,“创新”这一理念深深地根植在梅自强的脑海中,成为他要求自己、检验成果的重要标尺。
通过学习和在纺织厂的实习,梅自强慎重地选择了论文课题:研究高速梳理。
他重点研究了刺辊梳理棉层时纤维和杂质的分离过程和机理,提出了改善刺辊除杂作用、控制刺辊落棉的建议,研究了高速梳理时梳棉机主要部件间气流对纤维分梳转移的影响,提出了改善和控制纤维转移的建议。根据这段时间的研究,他在前苏联和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编写出版了专著。
艰苦却充实的4年留学生活让梅自强受益良多:“一方面是学校和教授对创新的重视,这让我以后自觉地关注创新、追求创新;另一方面,教授严谨务实,尊重客观规律,这是从事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素质和要求。”更为直接是,他的论文题目奠定了此后研究的主攻方向,让他很快学以致用,服务于新中国蓬勃发展的纺织工业。
八年磨出高梳棉机
“8年搞成这个项目,我们当然高兴,在那样的基础上搞出国际先进水平的东西来,的确不容易。”
1958年6月底,获得纺织技术副博士学位的梅自强毕业回国。7月,他来到中国纺织科学院报到。
来不及休整,梅自强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提高梳棉机产量的试验工作中。纺织工业要快速发展,提高梳棉机的产量势在必行。由纺织科学院牵头,青岛纺机厂、山东纺织研究所、青岛国棉四厂、青岛国棉五厂共同组成的工作组迅速成立起来,梅自强担任组长。1958年8月,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梅自强就重新打起背包,来到青岛国棉四厂,住进了国棉四厂简单的职工宿舍。
高梳棉机的试验长达8年,难关一个接着一个。“高梳棉机的开发是一个整体项目,不仅需要设计、调试,还需要关键件、配套件的配合,还要看加工精度、材质、热处理的能力等等。由于当时我们的基础工业水平不高,高梳棉机的开发和试验遇到了不少难题。”梅自强分析道。
在空前的激情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下,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后终于取得了突破。1958年,在单机试验基础上,青岛纺机厂设计制造出了第一批20台样机,半年后在青岛国棉五厂通过鉴定,台时产量达到了23公斤,定型号为1181E型。1959年秋,其中一台梳棉机参加了在莱比锡举行的国际纺织机械博览会,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1181E型的鉴定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后,梳棉机就开始在青岛国棉五厂、山东潍坊棉纺厂、河南华新棉纺厂投入大面积生产试验。1966年5月,经再度改进后的A186型高产梳棉机在青岛国棉五厂通过了由纺织工业部组织的鉴定,正式投入批量生产,台时产量达到25公斤。
8年磨一剑。从1958年至1966年,高产梳棉机的研究从小试、中试到大面积生产试验,试验工作从青岛扩展到河南、浙江、上海又回到青岛,3次大幅度修改设计,3次制造新样机,终于使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8年搞成这个项目,我们当然很高兴,在那时候的基础上搞出国际先进水平的东西来,的确不容易。”那8年的苦与乐,如今只化作梅自强淡定的微笑和简略的肯定。
1969年3月,梅自强带领纺织研究院第一批下放干部去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当时,该厂4万纱锭采用了国产第二代新设备。梅自强参与了这套设备的安装调试,并对这套设备做了许多改进,偏远的安陆工厂因而成为参观学习的样板。
此后,安陆经验开始在全国新建棉纺厂推广,梅自强又开始为培训工作忙碌。从1978年至1980年,梅自强和同事重点帮助了约占当时全国棉纺生产能力三分之一、合计556万纱锭的122个棉纺厂,帮助这些企业提高了生产技术管理水平,增产的棉纱约相当于新建50万锭生产能力。
三年攻破条干仪
“要学会抓住机遇,要能判断出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如果重要就要顶住压力,咬牙坚持,很可能再坚持一下就会见到成果。”
改革开放后,我国纺织品开始大量走向国际市场。国际市场要求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检测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我国不得不大量进口纱线条干均匀度检测仪。我国纺织行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条干仪,可惜当时多年未能成功。
梅自强也关注着这个关键的条干仪。在技术研发上,梅自强强调判断能力和抓住机遇的能力。“很多事情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因此要学会抓住机遇,要能判断出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如果重要就要顶住压力,咬牙坚持,很可能再坚持一下就会见到成果。”
条干仪的研发成功,就是正确的判断能力与坚持的成功案例。一个偶然的机会,陕西宝鸡782厂(今长岭机器厂)的厂长找到梅自强,希望能给企业推荐一个“军转民”产品。梅自强详细地了解了这家企业的情况,发现他们技术力量强,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可靠的元器件供应渠道。“我对他们说,纺织机械厂很多,一般仪器你们不要做,要发挥你们的优势,开发生产我们纺织行业做不了、做不好的产品。”梅自强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做条干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