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设计师遭抄袭质疑 运气才气造就品牌

　　然后就是若干年的“十佳设计师”之一，他也是这么多年来得到“十佳”称号最多的设计师。在“之一”和“最佳”之间，永远夹着某种他勤奋、努力却难以改变的东西。

　　“奖项对现在的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我不需要一个奖项来推动品牌的销售量。”他语有保留，极其熟稔地表达他对许多人的谢意，很久之后，才停下加了一句，“最佳有的时候并不代表最好，你看今年颁完奖之后，有任何媒体议论这个事吗？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但两年之前的他并不是这样。呼声最高的他获得当年最佳男装设计师的提名，在上台之后，才知道得奖的另有其人。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愤怒与不满，甚至表示要永久退出。一年之后的2008年，他带着作品回来，给人惊喜之余还有期待，但结果仍是落败，在台上，他让自己保持微笑，并礼貌地对所有人致谢。“最后颁奖的时候，我是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上舞台的，也是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的。不管结果怎样，我要展现出能代表中国设计师的自信和尊严。”

　　设计师祁刚和他聊天：“叔本华说过，人生就是一部在痛苦和无聊间不断摆动的钟摆。”王玉涛回答：“我拒绝无聊，哪怕会痛苦。”

　　他从小生长在天津的劝业场，没有任何的时尚氛围可言，直到初中二年级参加了天津市首个以服装为主题的夏令营。43人的夏令营，其中42个都是女生，只有他1个男生。在这样尴尬的状况下，带队的老师以为王玉涛第二天就不会再去了。可没想到，整整27天，他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缺席过一次，这次的启蒙也使他在初中毕业之后决定到天津纺织工业学校学习。王玉涛被分配到一家国营针织厂。最初并没有做和服装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属于干部编制，在他主动地要求调配后，被分到了一线的染色车间。两年之后，王玉涛决定重回校园，考取了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在大学期间他有了自己首个工作室，从设计到打板，样样亲力亲为的习惯也持续到现在。

　　他的日程非常满——以最近的一周来说，周一、周二在上海，周三回北京，周四去深圳，周五去黑龙江。去黑龙江是为了给一档新锐设计师大赛当评委，而去深圳是为了选购布料和选择加工的工厂，珠三角的成衣加工行业远远比北方要发达，如果工作室能够成功地转向规模化，王玉涛甚至想把公司的经营权交出去，只负责单纯的产品设计，设计师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在经营上他能比外行人更驾轻就熟，艺术与市场的分成在任何的领域都是个无解的题。

　　“王玉涛应该是中国青年设计师里最具市场敏锐感的一个。”同是设计师的张驰给出评价。对他来说，最高的褒奖是“商业化的时装设计师”，多家服装企业首席设计师的工作让他更多地思考市场的接受范围。“我的设计从T台上走下来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穿，我的发布与店里出现的实物高度统一，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觉得夸张。我也希望在我的时装秀上，买手可以直接把衣服买走。”他高度强调时装的实穿性，这似乎在近两年的中国时装行业内，并不是主流，失去市场导向的设计师，往往会用放大的概念来吸引更多眼球，大多数设计师始终还是没有分清时尚和服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争议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不可否认，王玉涛的方式更为市场所理解，他的BeautyBerry在国内有了10家专卖店，除了在北京的工作室之外，在广东还有一个30人的小型制衣厂。他将进军北京市场作为明年的计划，除此之外，会将品牌营销的重点放在网络。

　　12月3日，他应CHANEL的邀请，作为中国本土设计师的代表之一，参加其在上海举办的“巴黎-上海”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他没有机会和卡尔-拉格菲尔德单独说话，和粉丝差不多，只打了几个照面，“我当时应该上前去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来自中国的设计师，我叫王玉涛。”他说。

　　和中国的年轻设计师一样，他所得到的机会还是少。参加时装周的所有经费都是自掏腰包，每一场大概的花费是20万。他为此欠了不少钱，这两年才还完。他能省则省，幸好朋友都很帮忙，名模吕燕义务帮他走秀，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车马费，她在欧美市场的身价已是几十万元人民币一场。每次在发布会前，他都是自己制作台上的道具。他近乎虔诚，他会让模特从T台上走下来，从评委席前走过。这样所有的细节都会被最大限度地注意到，若有破绽，毫厘必现。在秀开始前，他还专门将所有的作品熨烫平整，并给模特喷上符合作品气质的香水。这些看起来似乎稀松平常，但在繁杂的秀场上能做到的人却很少。

　　“我要是有钱，也想在年轻的时候能去参加四大时装周。不是说没有梦想了，只是更务实了，先把国内市场做好，一切就都有了。”他说。

　　他在这一季设计了一款哈伦裤，裤裆松松垮垮，远看像穿了一条裙子。媒体把这种裤子解读为跟风小沈阳，为的是大众好理解。“你看，我还是不被理解和曲解的那一群。”在这个审美两极分化的年代里，他依然只是一个搭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