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基因抗虫棉发展的回顾与启示

　　生意社3月3日讯　1月31日公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切实把农业科技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体系建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发展农业转基因技术、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成功事例，其推广应用已走过1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黄大昉研究员系统回顾了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的发展历程，并以史为鉴，对我国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现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转基因作物育种研发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转基因作物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之一。温家宝总理关于“农业生物技术育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论断，进一步昭示了我国政府加快发展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决心；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在内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加快产业化进程；我国抗虫水稻和高效植酸酶玉米获准生产应用已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其意义不仅会大大推动我国转基因粮食作物育种研究和产业的发展，而且将对全球未来生物产业格局的改变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对于我国发展转基因生物育种的问题和困难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从全球来看，转基因作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在经历了技术成熟期和产业发展期之后，目前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以抢占技术制高点与经济增长点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围绕基因、人才和市场的国际竞争正日趋白热化。如果说，10年前我国只是在棉花一种作物上同一家外国企业打了一场遭遇战，那么今天我们将在整个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同时与数家跨国公司展开较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的挑战！

　　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坚持自主创新、抢占国际技术制高点仍是提升我国农业生物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发展农业转基因技术、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成功事例，其推广应用已走过10年。回顾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的发展历程，可归纳出以下经验：

　　高瞻远瞩果断决策

　　抗虫棉的研究源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863”计划)的组织和实施。在科技部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当时我国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和研究基础，抗虫棉研究项目迅速上马，并列为重大关键技术项目。我国科学家仅用5年，不到国外公司一半的时间，就获得了抗虫效果显著并有生产应用潜力的转基因棉花株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人们对我国独立研制的抗虫棉存在各种争论和质疑、迟迟不敢对其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之时，一家跨国公司趁国内法规尚不健全之机，以合作为名，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将它们的抗虫棉产品先后打入植棉大省河北和安徽，并迅速占领了当地棉花市场。抗虫棉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亲临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亲切会见了从事抗虫棉研发的科技人员，并号召大力加快抗虫棉的推广应用。各级部门闻风而动，力挽狂澜，终于使我国抗虫棉迅速摆脱困境，进入了产业化发展的快车道。

　　勇于创新敢于竞争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抗虫棉项目立项之前，面对国内棉花生产的巨大压力，农业部、科技部曾数次组织同一家外国公司磋商引进转让技术或开展合作研究，但都因对方提出绝对控股、全面开放转基因作物市场等难以接受的要求而作罢。这家外国公司后来借我国相关法规空缺打入国内后曾放风，声称要“三年占领华北，五年占领中国”。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转基因核心技术买不来更要不来，唯有立足于自主创新，敢于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抗虫棉研发过程中，我国科学家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先后独立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Bt杀虫蛋白单价/双价和融合基因技术、三系杂交棉等先进技术，迅速培育出一大批高产、优质、抗虫性好、适应性强的品种。

　　国产抗虫棉仅用10年时间就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逆转：1997年我国抗虫棉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仅占7%，5年后已能同进口产品抗衡，2007年已完全处于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我国Bt-Cry1A基因产权的创世纪转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印度一家企业合作，于2006年联合开发了多个杂交抗虫棉品种并获准在印度3个棉花产区商业化种植，成为我国转基因技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标志。

　　科学管理人才为本

　　当年“863”计划生物领域的项目由科技部下属中国生物工程中心直接管理，地位相对超脱，责任权利明确而集中。生物领域主要涵盖农业生物技术和医药生物技术两大项目，除发展方向、科技政策、管理制度等重大问题由科技部统一决策外，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管理，包括研究课题评审取舍、研究目标确定、技术路线选择、研究进度把握、工作绩效考核、研究经费分配等均由生物工程中心组织协调，并放手交由领域专家委员会分工负责，全权操作。专家委员会在项目管理中高度重视宏观战略研究，着力做好“顶层设计”，反复研究“有所为有所不为”，认真选拔、培养和大胆使用优秀人才，积极引导上游基因研究与下游生产应用紧密结合，力求优势互补，技术集成。正是有这样一套理念和机制，终于组建起一支敢为人先、敢于攻坚的高技术生力军，打赢了抗虫棉等一场场硬仗。

　　当时，科技主管部门与相关产业部门之间也能做到统筹协调，相互紧密配合。农业部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转基因安全评估与管理体系，使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迅速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在国际上赢得了好评。为了加快抗虫棉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有关部门及时简化了安全评价的申报审批程序，缩短了品种审定时间，为这一成果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和迅速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开拓市场做大产业

　　“产学研”结合是高技术产业化的必由之路，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亦不例外。在实验室研究获得初步成功后，如何让抗虫棉通过“高技术与大资本”的结合尽快走向生产应用，便成为摆在研究人员和管理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在科技部、发改委等部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不断探索，历经曲折，终于促成了拥有我国抗虫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世纪转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的组建，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新路。近年来该公司棉种生产加工、经济效益和研发水平不断提升，现已成长为国内知名的抗虫棉龙头企业。与此同时，从我国实际出发，各地也积极探索产业发展的多种模式，为我国抗虫棉市场的不断开拓作出了贡献。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为了加快我国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的发展，建议当前对以下几项工作加以特别关注：

　　加强宏观发展战略研究

　　转基因作物育种是关乎国家未来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持续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对新形势下我国这一产业的总体发展战略，包括战略目标、相关政策、知识产权、技术经济分析、以及对外合作竞争策略等，有必要尽快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在战略目标上，除了制订整个转基因作物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外，还需要分作物研究具体的发展目标；除了3至5年的近期目标以外，也要考虑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在战略方向、战略思想上不能出错。建议成立专门的、精干的工作班子，在农业部和重大专项咨询专家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相关研究，使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改进重大专项管理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已经实施，但自上而下管理层次过多，责权并不明晰，往往是谁都说谁说了都不算。到了具体项目，专家名目繁多，实际工作推进却困难重重。对如此重要、体量又如此庞大的专项而言，管理机制不顺、决策不力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转基因育种属高技术范畴，不同于传统的农业育种项目。其专业性强、投入大、效益高，却仍存在一定风险，许多工作还涉及国际竞争、知识产权、生物安全等复杂问题。因此，应当遵循转基因技术研究开发自身的规律，反复强调抓“顶层设计”、抓研究重点、抓核心技术、抓优势单位、抓关键问题；要经常研究如何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防止急功近利，力戒采用大干快上、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转基因研究。

　　深入推进“产学研”结合

　　企业创新主体缺位、产业体系不健全是我国农业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最大“软肋”，也是我们同跨国公司最大差距之一。当前，应重点抓住高植酸酶玉米和抗虫水稻推广应用和转基因重大专项实施的有利时机，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探索建立转基因技术成果转化和市场开发的新机制、新途径，大力推动转基因粮食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尝试创建以专利技术为基础，以各方利益为纽带，有利加速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独立运作的转化平台；要制定相关鼓励政策和扶持措施，如融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减免税、产品自营出口等，支持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企业和非农企业进一步调整方向、并购转型、引进人才、技术与资金，积极参与转基因作物育种研究和开发；应着力培育几家具有较大规模的、国内外知名的农业高科技企业。

　　加强科普宣传和舆论正确引导

　　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公众(包括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和非农业科技工作者)对基因、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知识的了解十分有限，因而易受各类传闻的影响，甚至陷入某种认识误区。因此，在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推进过程中，应大力开展科学知识的教育与普及，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今后应努力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特别是科协组织在科普宣传中的作用；科技专家有责任、有义务深入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增进公众对转基因知识和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的了解。新闻媒体也要致力于转基因技术的客观报道，做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和联系科学与大众的桥梁。只有全社会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技术，才能促进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专家委员会在项目管理中高度重视宏观战略研究，着力做好“顶层设计”，反复研究“有所为有所不为”，认真选拔、培养和大胆使用优秀人才，积极引导上游基因研究与下游生产应用紧密结合，力求优势互补，技术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