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高涨人工贵：珠三角纺织业迎来机器换人新高潮

　　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承接全球第三次制造业大转移。中国的农民工们用一双双灵活的手将十几个细小到肉眼几乎看不清楚的零件快速安装到一寸见方的线路板上，他们加班加点毫无怨言，每个月工资不过数百元。

　　相比之下，那时候的机器可用“昂贵”来形容。

　　以纺织行业为例，一台德国原装进口的STOLL数控织机价格一般在25万-40万元之间，日本原装进口的岛精数控织机则要35万-45万元。按照8-10年的使用年限，每年还需2-3万元的维修成本。如果按照每月350元的产值来算，大概需要5-7年收回成本。

　　对成本的精确计算，让企业主们选择了“人”。几年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浙江宁波的一家日资企业山水音响厂看到用塑料布盖住的崭新的插件机。“这是一台很先进的设备，要几百万。但日本人最后选择了雇中国年轻的女工来手工插件。”袁说。

　　但是自2004年之后，这一现象开始逆转。

　　由那年开始，民工荒从珠三角、长三角一路蔓延，甚至作为大量劳力输出源头的中部大省，也出现了民工荒。

　　供需关系变化，让中国工人的价格则日渐上涨，与十年前相比已经翻了将近三番。

　　与此同时，随着国产技术的进步，机器的价格却开始跌落。现在，一台国产电脑横织机，价格一般在8万-15万元之间，不到进口机的1/4，且维修成本大大低于进口设备。如果按照每天200元-250元的平均日产值来算，一般1-2年可以收回成本。

　　更重要的是，即使企业老板有办法能让车间里塞满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面孔，他们依然会发现，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与上一代有了太大的不同。

　　他们不再对加班任劳任怨，喜欢去网吧甚过赚工钱。他们甚至不愿意住企业免费提供的集体宿舍，理由仅仅是管理太死板。而他们的父母，对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们也更加宠爱，只要他们打个电话说声辛苦，就让其回家。

　　今年上半年，富士康13连跳和本田事件，让外界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变化。中国企业主们被迫用加薪来安抚他们的情绪。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富士康的薪酬提高了60%多，而广东、浙江甚至北京、天津等地都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打工仔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打工仔了”，这些80后90后的工人，让已经做了十多年二手设备生意的代永，头一回看到机器卖得这么火。他给记者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一个故事：东莞一位企业主，中午12:30召集组长开会通知晚上加班;15:30将通知贴到员工宿舍，但到了晚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一怒之下，这位老板找他买了三台插件机。

　　一切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的机器，只相当于西方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代永毫不客气地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红利”，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但这样的红利已难以持续。早在几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就提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的“人口红利期”，2015年前后将宣告结束。

　　其实这样的历程，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曾经历过，并由此进入一个技术飞速进步的工业化时代。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结果，日本的机器人(39.290,-0.54,-1.36%)使用率为全世界之最。

　　中国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制成品生产国，但工业化水平却难以望其项背。“我们现在的机器，只相当于西方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代永毫不客气地说。

　　野村证券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3-5月，中国工厂使用数控系统的机械设备比例——该比例是衡量自动化水平的通用指标——升至27%，比前两年都要高。

　　但这一水平仅仅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相当——目前，日本工厂数控比例已升至82%的全球领先水平。

　　与西方相比，有着庞大廉价劳动力的中国，机器化进程缓慢得多。

　　在代永的印象中，珠三角劳动密集型行业上一次出现使用机器热是在2000年左右。彼时，他和他的伙伴们——主要是进口机器的维修人员——一起，从进口的电子垃圾中淘出已经报废的机器，修修补补作为二手机卖出去，价格比进口的便宜一大半。

　　二手“电子垃圾”的生意一直持续了十年。当这个行业里终于出现了国产设备生产商，代永在今年春节后便转投过去。他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机械化和自动化，将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