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界学术泰斗梅自强院士：8月19日上午与世长辞

　　生意社8月24日讯　噩耗传来，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接着是震惊，然后是悲痛。最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我的长辈与尊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纺织界的学术泰斗，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平常挂在嘴上的“梅老爷子”——梅自强同志于8月19日上午与世长辞了。

　　整整一个下午，坐在电脑前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与“梅老爷子”在一起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安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和梅自强院士认识是在湖北安陆，时间是1969年底。始建于1969年的湖北安陆五七棉纺织厂，是文革时期纺织工业部的干校，一度聚集了原纺织工业部几乎半数的精英。梅院士和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那里度过了整整10年的蹉跎岁月。

　　干校由农场和工厂组成，工厂在筹建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老工人，还有200多名从各纺织院校分配的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从1970年起，先后在湖北农村招收了大批武汉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又从全国陆续调回200多名下乡的纺织部干部子女。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从安装设备到试车投产，锻炼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我进厂当工人时，梅自强是前纺车间的技术员。

　　在安陆下放的岁月，对于像梅院士这些一部(纺织部)两院(设计院和研究院)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工厂的车间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们用落后的国产设备生产出当时中国质量最好的、专供出口的纺织品，把自己的学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对于那些从华纺等大学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能在一大批中国最“牛”的纺织界宗师级前辈手下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实在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他们一生以此为荣。

　　对于在工厂职工中占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子女来说，在经历了文革的混乱之后，进入了管理最严格，甚至可以说是管理最严厉的企业，在长辈们的言传身教下，接受一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和实践，这种历练使我们受益终生。

　　在安陆干校的岁月可以用“艰苦奋斗”来概括，当时文革导致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安陆厂在“共产主义义务星期日”的旗帜下，实行的是每周7天的工作制，其中早班倒夜班、夜班倒中班之间的休息时间不足8小时。就这样，正值盛年的梅自强和我们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日夜打拼，用自己的心智和汗水，先是为病入膏肓的国民经济输血打气，后来又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桶金”。

　　安陆五七棉纺织厂先后为全国重点建设项目输送过大批干部。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它充当了中国纺织业的“黄埔军校”，工厂在纺织部老一辈革命家及专家的治理下，充满崇尚科学、尊重知识、钻研技术的风气。一大批像梅院士这样的技术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各种讲座、辅导班，开办7·21职工大学，使企业成为了青年工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课堂。全国恢复高考时，年轻工人中仅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和七八级研究生的人数就近200人，占了青年工人总数10%左右，这在当时全国纺织企业中可谓绝无仅有。

　　2008年，部分纺织部干校成员曾在京聚会。那一天，平时不喝酒的梅自强院士主动提着酒瓶，与当年在干校时的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频频干杯，为当年在物质极度匮乏条件下依然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开怀畅饮。一张照片和一块带鱼

　　在梅院士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张他自己的照片，一张是用织锦方法复制的照片，一张是真丝刺绣的肖像。这是两个丝绸企业的职工为了表达他们对梅院士的尊重和景仰而专门制作的。梅院士喜欢这两幅作品，他曾经对我说过喜欢和珍藏的原因：一是他深深地感激那些心灵手巧的纺织工人，还有就是作品本身体现了我国纺织工业的精湛技艺。

　　不过，要说起梅院士这辈子最喜欢最珍爱的，是他在自己老家的门口碰见他妈妈的一张照片。

　　在梅院士庆贺完自己八十华诞之后的一个下午，温暖的阳光柔和地洒满整个办公室，他拿出了珍藏的照片，并向我讲述了照片的来历。

　　梅院士说，自从他上大学后，那么多年了，一直在外面漂泊，很少有时间回家看看。当了工程院院士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出差，事先没有打招呼，也没有打算回家。可是在离他家乡很近的地方，他突然非常非常地想念自己的母亲，和陪同人员一说，立刻改变行程要回家中看一看。就在家门口，碰上了自己年迈的母亲正好挎着菜篮要出门买菜。一个随行的当地记者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留下了母子意外而惊喜相逢的一瞬间。说来十分神奇，那一天老太太也是突然坐卧不安，感到儿子要回来，家里当时没有人，老太太不顾年迈一定要上街去买菜。正好在门口就碰上了连招呼也不打、不期而至的儿子。

　　照片上，梅院士伸出双臂奔向自己的母亲。老太太一手挎着菜篮，一手扶着门框，正准备跨过门槛。老太太张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惊讶和喜悦的神情跃然。

　　说起母亲，说起母亲去世时自己不在身边，80岁的老院士嘴角抽搐着，眼里闪烁着泪光。那一瞬间，记者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

　　建国60周年前夕，中国纺织报社计划推出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的专刊，我受命采访在京的院士。在采访梅院士时，不经意间又在“老爷子”那里上了生动的一课。

　　采访的历史阶段是1961年底到1963年底的困难时期，这是国产高速梳棉机在技术上获得突破的关键时期。但让梅自强念念不忘的却是在此期间生活上的一件“小事”。

　　当时担负研制新型梳棉机的课题组成员很高兴，因为在上海国棉一厂招待所，每顿饭他们都可以分到一小块红烧带鱼，每天加班到半夜，还可以吃到一碗阳春面。时间稍长，课题组的同志们发现，厂里没有人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连上夜班的工人师傅也是以杂粮充饥。这个发现令课题组几位工程师大为感动。

　　后来，梅自强领衔研制的A186型梳棉机的台式产量达到了25公斤，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在此以前，我国梳棉机的台时产量不到5公斤，由于A186型梳棉机的投产，纺织企业万锭配台数由原来的48台减少到10台以下，A186型梳棉机成为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国产梳棉机的主力机型。

　　为什么一块带鱼让老院士几十年念念不忘？我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记者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今后将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段历史。今天，一块红烧带鱼和一碗阳春面实在是微不足道，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了解共和国纺织工业辉煌的现状曾经起步于何等艰难困苦之中。如果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则，梅自强和他的团队设计的梳棉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应该换取到上百万吨的带鱼。然而，当白发苍苍的老院士用一种感恩的心情谈到当时的领导和广大的工人师傅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和鼓励，谈到一块红烧带鱼和一碗阳春面在知识分子心里激发的感激之情，记者只能用伟大来形容那些为祖国强盛、民族复兴而奋斗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

　　梅老爷子驾鹤西行，您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