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云台：从革新恒丰纱厂到上海总商会会长

　　早在1912年，民国初创之际，年轻的聂云台受邀出任工商部顾问，就曾满怀希望地写下《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一文，发表在老牌的《东方杂志》上。他以一个实业家身份阐发自己的实业报国理想，认为振兴实业的大好机会已经来临，按照他构想的这个“模范棉工厂”方案，纺纱、织布、轧花三项每年获利可接近70万两。现在的大中华纱厂就是他按“模范工厂”创办的，他对此充满期待。

　　也是1919年，他联合银行家和实业家荣宗敬、陈光甫、穆藕初、李铭等投资20万两合办维大纺织用品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2月，他参与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崇明，投资64万两，有纱锭1万。1921年，他与银行家钱新之、陈光甫等人合资100万两，创办华丰纺织公司，有纱锭1万、布机300台，由他任总经理。这一年，他还发起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山砖瓦公司，前者主要生产纺织机器。1922年，他与中南银行创始人黄奕住等合资创办了益中福记机器瓷电公司，生产电料、电机和电器。他从纺织业出发，拓展到其他的相关产业，参与发起了“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并被选为副会长。

　　与上一辈的绅商不同，无论在学识还是经验上，聂云台、穆藕初这一代都能适应新的世界趋势，对时代和世界的认识也要清晰、准确得多。他曾在《三十年国运之变迁》文中指出：“近今三十年中社会之改革，学术思想之变迁，为历史上最关键之一时期。今后三十年中此种新思潮之发展，即西方化与东方化相见作战酝酿之重要时期也。”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初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声音，即使今天听来，他的判断也令人心怀敬意。1919年，当“五四”学生运动席卷上海时，他和史量才、穆藕初、黄炎培等几乎每天都要和学生领袖见面，交换意见，给学生出主意，希望将学生的爱国热情往理性的轨道上引导。

　　41岁的聂云台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确实是众望所归，合乎工商界的需要，也合乎时代的趋势。当年8月24日，最有影响力的老《申报》发表评论说：“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作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这次换届，标志着旧的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企业家时代的开始，研究上海总商会史的学者徐鼎新等先生的这个论断是恰当的。聂云台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有人说他是“这个国家中英语说得最流利的人之一”，这无疑得益于早年在上海机器制造局受到的教育，他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成年后又多次出国，对西方社会并不陌生。他对公共事务有见识，也有参与的热忱。那个新思潮澎湃的时代，聂云台正处于一生事业的巅峰，他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许多文章，表达对工商业和国事的见解。

　　给“交易所热”泼冷水

　　1920年前后，上海出现一股“交易所热”，因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等获得厚利，工商界闻风而动，一窝蜂似的开办各种交易所、信托公司。上海在不到一年间冒出140多家交易所、10多家信托公司，涉及资金几千万以上。接下来就是纷纷倒闭，酿成轰动一时的“信交风潮”。无锡荣家在这一风潮中也栽了跟头，很多年后荣德生回首往事，称1922年这次风潮是他们荣家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当时，聂云台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的《交易所之利弊与吾国企业家今后应有之觉悟》指出：

　　“凡一事业之建树，必合夫一国经济之情状，方能为永远之滋长。淮南之桔，逾江北则为枳，不求时宜，强为移植，则非徒无益，抑又害之矣。”

　　他认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减少外来竞争这些方面入手，认真研究，脚踏实地，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是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和实业家穆藕初，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给“交易所热”泼冷水、警告“商务实业，同归于尽”的文章，是当时难得清醒的声音。

　　纺织业的黄金时代消逝之后，聂云台同样没有逃脱企业失败的困境。1924年，大中华纱厂的倒闭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模范工厂”的失败不仅是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更严重的是挫伤了他的实业救国梦。《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有一个论断：“要是大中华纱厂的开办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发展，则大中华的出售衰，又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衰落。”

　　此事曾惊动当时的纺织界，华商纱厂联合会总结教训说：“大中华之失败，当事者于营业之计算失于周密，在所不免，然以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外厂竞争之压迫，供过于求之打击，债主重利之盘剥为其主要。”对于大中华的失败，聂云台提交的报告书对订购机器结汇的经过、迅速亏折的原因以及债权人卖厂的经过，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

　　恒丰作为聂氏的家族企业，自1918年聂家析产、划分股份之后，聂云台的弟弟聂潞生出任恒丰协理，由于他把精力都放在筹办大中华上面，大权渐渐转入聂潞生之手。也许这是他未曾意识到的问题。聂家在大中华的投资23万两血本无归，这还不包括他个人垫付的公司债息等支出9万多两，共计32万两，相当于恒丰资本总额(108万两)的三分之一。这使他在聂家威信大受影响。此时，他参与投资的其他事业也多受挫，在中美贸易公司有三四十万两的亏损，中国铁工厂、华丰纺织厂都陷于困境之中。

　　从此，聂云台实际上处于退休状态，他还是恒丰名义上的董事长，实际上不再主事，他从实业界的中心淡出，往日的风光转眼成了历史。1915年，他皈依基督教，随母亲一同在上海昆山路的教会受洗，晚年他又改信了佛教。他是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忠实信徒。虽然出身名门，却一生节俭，反对奢侈。在经历过许多成败沧桑之后，他写了一本曾风行一时的《保富法》，笔者早年在一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中看到过。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告诉我们：“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他说，“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这是一个曾经站在中国企业界舞台中心的企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财富观也许无甚高论，却值得后人尤其是富人们深思。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