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产业调查:民工 孔雀不愿东南飞
生意社3月22日讯 东西部争抢民工大战开始了,工人哪里去了?
2011年,大年初二,王伟全家兵分三路到各地招工。
三条线一共招回18个人,缺口却高达600多个。
王伟是香港某大型制衣集团南通子公司老板,他还记得3年前,各地劳动局主动跟他们联系的情景。
但现在全变了,就是招回的18个人,也没有答应他正月十二回来上班的要求。而那些老员工,正月十五后还有些依然没有到岗。
“工人来得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晚,”温州的张先生说,他需要五六十位工人。今年元宵节前,老员工只回来了5位。
为招到工人,他的企业在想方设法招聘和留住夫妻工,留了十七八间夫妻房等措施。即便如此,他还是招工严重不足。
由此,今年开春后,上海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农民工。
东莞石排镇多次组织企业远赴广西、湖南等地,开辟人才招揽渠道。
南京工厂聚集的苏州高新区金枫路两侧,挂满了条幅,写着各类“常年招聘”字样。
“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
而“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一些工人也开始跳槽。
比如在金坛,部分技术熟练工不固定在某个企业上班,哪个服装厂需要就到哪儿去帮忙,按小时计工资。
于是,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产生了,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这让企业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有企业这样说。
于是,企业只好不停地加薪,并且额度和频率都越来越高。
“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每次加100元,现在一次要加300-400。”博洋集董事长戎巨川说,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是一年一次,而去年以来已经加了两次。
与此同时,2010年5月份《关于调整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开始施行,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月920元。
而在“2005年3月以前,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460元;到2010年3月就变成920元,短短5年内涨了一倍。”东莞骏业服装厂总经理刘志铭指着历年工资报表说。
相应地,加班费也水涨船高。
几年前,周六不算加班。但现在平日加班费提高到1.5倍,周六加班按两倍工资算。
“人力成本平均上涨了25%,劳动力成本也占企业总成本的40%。”刘志铭说。
同样,在海贝鞋业,人均工资已经从原来1000多元上涨到了现在2000多元。
对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来说,这是不小的压力,以300人的工厂为例,企业一个月要多付9万元,一年多支付108万元。
而在温州,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
“吃不消了。”以内衣代工业务为主的金女士说,如果算上加薪及“五险一金”、伙食费、全勤奖、加班费、高温费、住房等各种补贴,这些支出占其总成本的比例从原来的8%提高到12%。
虽然如此,“今年温州用工缺口估计在35万左右。”周德文说。
留人还是上策。
春节放假前,东莞制鞋商郭建文将每双鞋加工费提高了3元。
但他到成都、重庆走了一圈,发现当地“普工月薪2200元,一周可以享受两天的假期,加班费另算,每小时多加6元”这样的招工条件。
“我吓了一跳。”他说,他意识到今年招工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赶紧对工资重新调整。
其实,“安徽滁州开出的工资水平不比上海低多少。”上海龙商纺织品公司董事长罗卫明说,他在安徽滁州新建了一座服装加工厂,这里的工资水平并不低。
他说在上海,一个车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在滁州则在2000元左右,看上去虽然低一点,但在滁州,工人一般只工作8个小时,从小时工资来计算,滁州和上海基本相当。
其实,很多地方企业年初纷纷调高基本工资。
比如,武汉市今年普工、服务员月薪有900-1500元,技术、管理岗位2000-2500元。
郑州、重庆等地的用工企业普工薪酬待遇也平均提高了10-20%左右。
而在春节后,因为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西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并且开始挽留农民工。
武汉一张印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的《春风卡》,派发到正在武昌火车站前广场候车的农民工手中。
重庆多家企业在火车、汽车站,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留在重庆上班。更有机构发出慰问信,承诺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
同样,“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从各乡镇到村落,此类赫然夺目的横幅随处可见。
家住安徽阜阳阜南县的周艳,春节后选择不再外出,被招进杉杉集团在阜南工业园投建的服装厂。
“钱是少挣了几百块,但是可以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杉杉(阜南)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事的张先生说。
农民工,一下子成了沿海与内陆企业争抢的“宠儿”。
民工荒越来越让企业发慌。
工人哪里去了?
“本地一线员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轻人在服装业就业的比较少;外地熟练工流失比较大。”常熟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说。
“现在不是服装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与其他产业的竞争。”有企业说,如果其他行业工资高,他们马上就走了。
而实际上,民工的绝对数量在减少。
据统计,现在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结果,再加上中国缺少社会保障,生育孩子已经成为沉重负担,由此引起了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
而上世纪打工的60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愿意出远门。现在外出打工的主体80后、90后,又由于高等院校的扩招,使得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从而减少了民工数量。
这也造成了一面是民工荒,一边大学生工作岗位荒的局面。
“本世纪头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只增加了1%,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测算,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绝对量会下降。
在蔡昉看来,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实际上,低成本正是中国很多企业长久以来的竞争优势。
在面临成本上涨的前提下,中国企业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