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阴影尚未退去 滞胀威胁却又迫近

　　通货膨胀的阴影尚未退去，滞胀(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威胁却又迫近。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宏观数据，4月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3%，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8%。虽然CPI较上月小幅回落，但回落幅度低于市场预期，通胀压力不减。

　　自2010年初，中央已先后四次上调基准利率、十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其目的就是为了抑制高通胀。在高通胀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放缓，使中国经济面临两难选择。

　　为了抑制高通胀，必须出台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又会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滞胀的威胁越来越近。实际上，在3月上旬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提到了对滞胀的担忧：“滞胀就是通货膨胀没有管住，同时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了，这是最坏的结果。”

　　苗头隐现

　　4月份，我国PMI数据出现了反季节下降。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4月份PMI为52.9，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4月份，一般为制造业景气程度较高的月份，除2005年外，其余年份当月PMI指数均呈现回升态势，平均值高达57。而今年4月份PMI却呈现方向回落态势，表明制造业整体景气程度在下降，紧缩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

　　“4月份PMI的微降并不意味着当前通胀压力已有所减缓，或暗示未来经济增速与通胀压力有可能呈同步趋缓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彦表示。

　　从分项数据看，4月份的新订单指数、工业生产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和进口指数全部转为下降。特别是从需求的先行指标看，反映内需的新订单指数明显回落1.4个百分点至53.8%，反映外需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回落1.2个百分点至51.3%。

　　无独有偶，一季度消费、出口增幅均出现回落。新出口订单指数回落，可能预示出口增速继续降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PMI指数反映中国经济增速仍有下降的可能性，特别是需求增长减慢导致库存调整，并引起经济增速下降的可能性增加了。

　　与PMI数据相对应的是，在实体经济中，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工资成本不断增加、企业越来越难获得贷款。这与2007年的情况极其相似，同样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工资成本增加，从紧政策下企业很难获得贷款。4月份的PMI数据恰好反映了企业担忧旨在治理通胀的紧缩政策还将延续。

　　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必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在通胀不能得到遏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再放缓，那么滞胀为期不远。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二季度不会改变。

　　在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看来，目前的宏观形势比2007年更加复杂，至少2007年可以判断经济过热，但是现在是热中带冷，冷中有热。国内众多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也纷纷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极其复杂，也因此导致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处于“滞胀”的判断存在差异。

　　“滞胀”争论

　　早在去年年底，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2010年恩比特(新智库)经济论坛上表示，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滞胀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受影响难以提高，物价水平高，失业率高。

　　贺铿分析称，区别于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经济低水平，高通胀、高失业率的“滞胀”定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保持在10%以上增长，“假如2011年GDP目标定在8%，CPI放宽为4%。那么，如果两个数值都兑现，对中国而言，就是滞胀。”

　　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

　　贺铿表示，如果压通胀，就容易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而如果刺激经济，又容易导致通胀加剧。滞胀让中国经济陷入两难境地。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表示，从去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确出现了滞胀的风险。2010年的CPI数据呈现逐步上行的态势，然而去年经济增长却是出现了反向下行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指数之间出现了“喇叭口”。考虑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基数较大，因此滞胀的风险并未消除。

　　此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提出，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防止通胀转向滞胀。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定要保持适度，如果经济增速降到6%，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滞胀。

　　但也有专家和机构分析师持不同的观点。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5月11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滞胀是通胀长期发展的结果，很显然，中国当前经济只具有进入滞胀的风险，却没有真正进入滞胀阶段。”

　　白朋鸣表示，一方面，中国通胀的治理情况正在得到缓解，我们对中国通胀在下半年得到遏制充满信心，紧缩性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政策正有效地遏制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另一方面，4月份PMI指数环比下降0.5%，显示实体经济发展减速。但是国家调整税收政策、提升基础建设速度，正有效地刺激实体经济发展。两方面措施保障中国经济现象不会持续恶化。

　　专家和学者们对于中国是否处于“滞胀”的判断标准不一致，也导致了判断结果的差别较大。

　　白朋鸣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滞胀标准为传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以及高通胀、低消费意愿现象持续得不到解决。首先，中国传统经济受到重大打击，其表现为东部沿海省份出现大规模中小企业“倒闭潮”，说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进入萧条时期。其次，我国的通胀情况持续得不到解决，全年CPI增速维持在5%左右，同时，消费意愿持续下降，制造业出现天量库存。届时，我们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危机。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有滞胀的苗头，但目前没有进入滞胀。如果GDP的增速在8%以下，则我国经济滞胀的风险会大大加大。经济增速8%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准。

　　潜在因素

　　对于中国可能滞胀的成因，更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是内外两重因素造成的。

　　贺铿认为，滞胀是中国财政扩张留下的隐患。中国长期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2009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导致政府赤字10500亿元，货币宽松政策也使新增贷款规模达9.6万亿元。

　　实际上，与2009年相比，2010年新增贷款也达到了7.95万亿元，超过了既定的7.5万亿元的目标。一些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去年新增贷款总额超出预定目标4500亿元，显示出监管层在抑制信贷增长方面面临一定挑战，未来会加强从严调控的预期，所以今年差别准备金率政策和加息等紧缩的政策更加频繁地使用。

　　贺铿分析，采取的这种凯恩斯式的财政投入和扩张显然不可持续，一旦恢复正常，问题就会出现。

　　一方面，一旦财政扩张停止或规模跟不上，容易导致烂尾工程，另一方面，高铁、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过于超前，并且短期内非但不能带来实际效益，相反还有亏本的风险，以中国最好的两条高铁，京津高铁客流丰富，但每年却仍亏损3亿元，那么，客流不足的京广高铁面临亏损更可怕。如今，高铁每公里1亿元的造价被认为让铁道部门债台高筑，未来债务如何偿还仍是一个问题。

　　与国内情况相对应的是，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资大量净流入，尽管这两年有所缓解，但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依然突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十分重要，必须对进行战略性调整。

　　中国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邓先宏表示，由于经济周期不同步，加之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国际上的投资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加大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将对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强化了全球其他国家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将美元以外的货币置于不利地位，全球货币战、资源战、贸易战悄然兴起，将进一步加剧全局经济不平衡。

　　货币大量超发和国际热钱的涌入，造成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相应的CPI长期持续高企，物价高涨，通胀压力难以见顶。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也认为，2009年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和2010年近18.75%的信贷增长计划，在后续的时间内对物价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必然产生推动作用。

　　而近期国家发改委一系列的约谈措施，虽然使部分日用品价格的涨价趋势有所缓解，但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随着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持续，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将加大，进而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滞胀将随之而来。

　　应对“滞胀”

　　相对于通胀来说，滞胀更难治理。原因就在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能够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却会将通胀推至更严重的程度；反之，收缩性货币政策能够降低通胀，却可能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萧条。

　　因此有专家认为，货币政策必须与减税、增加公共支出等财政政策共同使用，逐步消除滞胀的现象。

　　白朋鸣表示，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应当着重注意两个方面。首先，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急功近利。部分舆论认为，中国紧缩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政策有利于倒逼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根深蒂固，过激的调控政策会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从而我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增加。

　　其次，政府在解决通胀的过程中，应当及时通过减税、加大财政支出来完成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保证实体经济平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则认为，中国存在“滞胀”的风险，在于目前的体制。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当部分的要素和资源，只要其愿意，理论上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

　　他认为，从短期看，中国摆脱“滞胀”威胁的关键在于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这意味着长期利率要上抬以实现一个积极真实利率的经济。

　　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激发私人部门价值型和创新型增长；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降低过剩储蓄，实现向内需主导的转型，为全球经济创造“净需求”。